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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关系(3)

来源:网络收集 时间:2019-04-02 下载这篇文档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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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父母应加强对子女的理想和挫折教育,而不能一味地溺爱和怂恿,这是年轻一代应该具有的完整的人生经历的体验。 (4)代沟及“文化反哺”

代沟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严重问题。在价值观、生活态度、知识结构、行为方式等方面,两代人会产生明显的差异甚至矛盾冲突。在现代家庭的代际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关系。

我们知道,人类学家M ·米德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文化传递过程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而人类社会正在从前喻社会向后喻社会转变。在前喻社会,宝贵的是经验,老年人因而备受尊重;而在后喻社会,有价值的是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世界只属于年轻人。“两代人在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上的这种差别,使得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发生了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现象,[18]社会学者称之为“文化反哺”现象,或者说是“反向社会化”。在亲子之间发生的这种“文化反哺”现象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从价值观选择、生活态度认定、社会行为模式的变化等方面都有。“‘文化反哺’现象出现,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地位,使得父母常常遇到来自子女的各种反叛和挑战,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年老一代对变迁社会的顺应能力。”[18]我们要正确对待现代社会中的代沟和代际之间的矛盾冲突。代际倾斜现象目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并不是不可理解和改良的。

五、构建良好的代际关系

1、发展经济,逐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才能逐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各级政府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进行正确的指导。特别是代际的经济交换必须是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中进行的。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目前我国还处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阶段,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同时,我们对社会养老也处于探索阶段,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事实求是,改革创新,量力而为。所以,仍要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完善社会救济和“五保供养制度”,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制。 2、发挥社区服务功能,加强社区建设

要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问题,满足不同需求层次的老年人的需要,搞好社区服务是十分必要的。可设计多层次的服务功能,既可提供上门服务,又可通过集中收养进行集中服务。 既可对经济建设条件较好的老年人提供较高档次的服务,又对一般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一般性服务,并适当降低收费。

3、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996年10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了老年人在家庭生活和社会中的基本权益及保障,以及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权利,为亿万老年人安度晚年提供了法律保障。今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需要,还将陆续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养老制度的建设。把老龄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认真组织实施。 4、走出老年歧视

老年歧视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产物。这种歧视在权利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和社会交往中都有所表现。老年歧视首先是基本生活契约受到破坏,老年人得到赡养是其生存的基本权利。但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把老年人看成是弱者和依赖者,因而把老年人当成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如何化解责任与负担的冲突?如何看待老年人过去的贡献和今天的需求之间的必然性?这是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应该正确认识的。其次是应在经济建设中重视人文精神的建设,使年轻人在成长中受到理性、公正、关爱等精神的熏陶和约束。学会对他人、尤其是对老年人的尊重;尤其是不能忽视、漠视甚至歧视老年人。老年人过去为社会做过贡献,他们有权享用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成果。再次,中华民族是具有敬老、养老传统美德的民族,

弘扬这优秀传统,尊重老年人,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就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就是尊重历史,就是关注未来。

5、建立代际和谐、人人共享的社会

一方面,老年人要注意身体锻炼与保健,科学饮食,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尤其要关注自身的精神生活和心态调整,走出自身的心理阴影和心理误区。以积极健康、乐观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重新投身于社会生活,发挥多年积累的社会经验和人生智慧,尽可能地发挥余热。第二方面,老年人也要理解年轻一代,主动加强与子女的沟通,与子女在经济方面、生活方面多做互助、互补、互利、互惠的交流。虚心地接受子女在文化方面的帮助,尽可能地接受新知识、新技能,与子女积极配合、共同进步。第三方面,父辈要为年轻一代健康成长创造条件,不能将自己未实现的人生理想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对子女倾注过多的爱护,这反而对子女成长造成压力,影响子女健康人格的形成。也不能因责任伦理等因素的影响,对子女作不计回报的付出;而影响自己晚年生活的质量。第四方面,年轻一代要认识到,儿童、青年、老年,这只是时间意义上的概念,随着生命的进程,人人都将进入老年。因此,关注父母的今天,就是关注自己的明天。而一切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应该给曾经为社会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年人,也包括自己的父母,给予他们应有的关爱和帮助。老少和谐、代际共融、人人共享的社会就是我们的目标。

摘要:代是一种生物学事实,也是一种社会事实。作为社会事实的“代”或“代际关系”所以会成为问题,和社会学一样,与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出现有关——或者干脆说,代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进一步,20 世纪代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一样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全球化的结果。文章通过对近代以来代问题的出现与加剧的探讨,指出代沟的出现或代际认同的消解,本身就是现代性或全球化的产儿。

关键词:代际关系 全球化 现代性

有关全球化的讨论已经波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全球化成为一种社会现实的同时,它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科学的主流话语,或者一种分析框架。无论在经济与市场研究、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国家与社会研究、消费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还是女性研究中,全球化的讨论都能够为人们找到一条与以往的研究迥然不同的分析路径。而我们关心的是,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我们能够从何种程度上重新解释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不断引发人们争议的代际关系? 我们会看到,近代以来越演越烈的代际冲突,或所谓代沟(generation gap) ,不仅受到现代性及因现代性的扩展而产生的全球化的影响,而且事实上延续了数千年的代际认同的消解,或代际冲突的频仍,本身就是现代性或全球化的产儿。 一、代与代际冲突:现代性的张力

“代” 是一种生物学的事实,惟因世代继替,人类作为生物学的存在才能代代相传;但同时“代”又是一种社会事实,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必然受制于“代”这种外在的同时又是强制性的普遍力量——他有自己的父母,就必然会与父母之间形成“代际关系”,而且,自近代以来,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代是时代的产儿”或者说某一特定“代”的出现常常与人们的社会或历史经历有关,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后总会划分出两代人”;或者像阿兰?斯丕泽所说:“每一代人都会书写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

其实,我们说“代”是一种社会事实,还在于“代”本身就是“社会”这一人群共同体存在的基础。换言之,社会这个人群共同体本身的存在和延续与“代”的存在及继替方式密切相关。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设想过,人类既不能寿命无限延长,因为这就等于取消了下一代人出现的必要,文化也无以前行;但人类的继替也不能由新的一代一次性接替旧的

一代,如果那样,文化也无以为继。所以,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第五十一课中,孔德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论证代际继替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他确信,这一进步的速率取决于代际变化的速率。根据孔德的观点,社会的进步只能以死,或者说以人类社会的不断更新为前提” 。继孔德之后,齐美尔也认为,这种非一蹴而就的代际更替方式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学现象。齐美尔的看法影响了他的学生卡尔?曼海姆。1930年,这位德国社会学家在那篇后来被视为代际社会学开山之作的“代问题”一文中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这样五大特征: (1) 文化过程的新参与者的出现; (2) 与此同时,此过程中原有的参与者逐渐消失; (3) 任何一代的成员只能参与有限的历史过程; (4) 因此,就有必要将积累的文化遗产传递下去; (5) 代际更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曼海姆欲图张扬孔德和齐美尔的天才见解,那就是,人类社会及其文化传承的特征是由代的特征决定的,没有世代继替的“代”也就没有我们这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

进一步说,作为社会事实的“代”或“代际关系”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它和社会学一样,是与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出现有关——或者干脆说,代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 我们所以说代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起码有两个方面的论据。其一,代或代际关系所以会成为问题,是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结果。正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田园诗般的那个变化缓慢的世界,使之在诸多方面与先前的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包括理性化之体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知道,在工业革命以前,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数千甚至数万年间,由于生产工具简陋和自然环境险恶,使人们缺乏酿就生产与社会变革的必要的物质手段,因而整个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文化中,人数极少的长者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了解最深,自然成了年轻一代和整个社会的行为楷模。在这种M. 米德所说的前喻文化中,老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简拙的是非观念,而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并且完全沿袭着长辈的生活道路,他们当然也就“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换言之,代际间的关系是连续的。

但是,工业化或工业社会的出现,摧毁了传统的农业社会及其社会结构,它引发了大批的青年农民从乡村走出,涌入越来越庞杂的城市,并使得早先在家庭中举足轻重的年长一代的权威和地位受到挑战。换言之,因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而出现的代际之间的断裂性或不连续性,使得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一个突生的社会现实而凸显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说“只是在19 世纪初(也许这是一个急速的历史变迁时代) ,当代际继替成为一种社会和文化- 历史现象之时,人们才会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诗人歌德表现出了这种兴趣,他在自传《诗与真》的序言中写道:“就一个人的教育和行动范围而言,仅仅早生十年或晚生十年就有可能迥然不同” ;略晚于歌德的涂尔干也表现出了这种兴趣,他看到了在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的工业化过程中,原本相安无事的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传承遇到了问题,也看到了蛰伏于这种问题之下的社会进步的潜在机遇。为此,他清醒地告诫人们:“要孕育社会生活的新事物,仅让年轻一代获得出生的权力是不够的,还要让他们能够不过多地重蹈前人之覆辙” 。 其二,我们说代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还因为代问题和近代以来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有关,而民族国家的出现被吉登斯视为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转型结果,或者说民族国家就是现代性的指标之一。在这一问题上,可以比较的是早期社会学。在社会学的初创阶段,社会的观念其实是一种秩序的意象,它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出现和普遍成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早期社会学的历史十分相似的是,欧洲近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孕育了最初的代意识。众所周知,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孕育于政教冲突之中(徐波,1994) 。自中世纪之后,从12 世纪开始,西欧各国的王权力量不断加强,到15 - 16 世纪英法等国

的民族国家雏形已经大体形成;1870 年前后,一直分崩离析的德国和意大利也分别在俾斯麦和马志尼等人的手上完成统一大业。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一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欧洲青年,他们从这一运动中找到了与传统对立的表现和反抗的方式。“青年运动的巨大规模转过来也促进了知识界对‘代’问题的研究,使之预感到这个问题可能是理解震撼欧洲的政治动荡的钥匙”(阿蒂亚- 东福、克洛迪娜,1993 :4) 。比如,奥地利历史学家奥托卡尔?洛伦茨在19 世纪末就一直在普及一种所谓“脉动- 速率”假说。在他看来,代际之间的传递犹如身体素质的传递,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挖掘那些曾经影响了一代人的伟大人物,因为正是从他们开始诞生了生生不息的代系列。像那个时代德国的其他学者一样,洛伦茨对代际谱系学的兴趣也受到了他浓烈的民族主义热情的影响。后来,从这里出发,洛伦茨一直致力于探索德意志民族的连续性,因为在他眼中这种连续性是1871 年德国统一的基础。

代问题的出现是现代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产儿,而20 世纪代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一样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我们后面就要论述的全球化的结果。从20 世纪上半叶开始,不仅欧洲,包括美洲和亚洲在内的现代性长成或开始接触现代的国家都陆续遭际了代问题。先来看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就是由欧洲的移民组成的新大陆。向美洲的迁徙,从1620 年驶向马塞诸塞州的普利茅斯的“五月花号”开始,到今天历经400 年也没有结束,并因纳粹德国的崛起在1930 年代到达高潮。1928年,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R. E. 帕克看到,“民族的移动和迁徙、贸易和商业的扩张,特别是现代大型民族与文化的熔炉——大都市的成长松弛了地方的纽带,破坏了部落的和民间的文化,用市民自由取代了地方忠诚,用我们称之为文明社会的理性组织取代了部落习俗的神圣秩序”(Park ,1928) 。在这种现代性的最初的全球扩展过程中,R. E. 帕克发现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出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对峙,他模仿齐美尔(Simmel ,1950 :402 - 408) 的“陌生人”的概念,将这样一种人格状态称之为“边际人”(Marginal Man) 。与R. E. 帕克的观察侧面不同,人类学家杰弗里?戈勒( Gorer ,1948) 观察到,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的这种边际性,有时会存在于传统一些的亲代和现代一些的子代之间。具体说,由于迁徙到了新的环境中,美国的父辈丧失了欧洲的父辈所具有的权威性,因此常常会遭受更能适应新生活的儿子的拒斥。

接着来看中国。中国社会现代性的生长始于1840 年,其间伴随着无数的苦难和屈辱。进入20 世纪之后,1911 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不但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也开始动摇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和封建宗法制度。进一步,在中国社会朝向现代的转型逐渐深入到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层面之时,文化认同的危机产生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知识界领袖都开始提出了重建中国社会的价值系统的时代课题(毛丹,1996 :301) ,这开始影响到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实际上,1915 年《新青年》的创刊就意味着中国社会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及他们所代表的时代毫不犹豫的揖别。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无数作品描写了处于风云际会时代的两代人“揖别”时的场景:巴金通过觉慧、觉明之口,控诉了以高老太爷为首的封建家长制对人性的扼杀(巴金,2006) ;而在美国长大的包柏漪竟也能够通过《春月》中两个大家庭5 代人的继替,熟练而生动地展示了自19 世纪末起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绵延不断的代际间的矛盾和冲突(包柏漪,1986) 。 同作家们相比,社会学家的文字缺乏绵长的细节和生动的刻画,但同样不乏深入的观察。1940 年代,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辟出专章论述中国社会由于新旧两种文化的交锋引发的亲子两代人之间的隔膜和冲突:“子女可以时常觉得父母的过分干涉,没有道理,甚至感到压迫,父母是代表着吃人的礼教。在父母看来,子女不能体恤他们,倔强,不肯顺服,进而觉得是悖逆,不孝,大逆不道的孽障”(费孝通,1998 :208) 。尽管此时已经身为人父的费孝通深知为人父母之不易,他还是借孝顺的尼采最终拒绝了母亲希望他皈依上帝的故

事,论证了亲子间感情的细线无法挡住时代兴替的狂风。

社会变迁最紧张和最切骨的一幕,就这样开演在亲子之间。这时,狂风吹断了细线,成了父不父,子不子,不是冤家不碰头了。西洋的现代文明侵入我国,酝酿到五四,爆裂出来的火花,第一套里就有“非孝”。这岂是偶然的呢? 文化的绵延靠了世代之间的传递,社会为此曾把亲子关系密密地加上种种牵连。但是文化不只是绵延,还需要不断的变化,于是加上的牵连又得用血泪来丝丝切断。(费孝通,1998 :210)

代际的隔膜或代际关系的“丝丝切断”并没有到此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愈发严峻。战后,劫后余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凭借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力量和一系列必要又必然的社会政策调整,不但起死回生,而且重新进入新的“黄金时代”。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激光和光导纤维为主的光通讯技术、海洋工程、空间开发,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都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几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无以逆转的变化。而这林林种种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在重新孕育着代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赋予这种冲突以新的张力。

二、认同的解构,或代际冲突的背后动因 在战后最初的1950 年代,被称之为“垮了的一代”的年轻人不过是通过马龙?白兰度、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Elvis Presley ,即“猫王”) 、鲍勃?迪伦、金斯堡这些青春偶像,通过牛仔裤、T 恤衫和摇滚乐,建构起了自己的青年亚文化,对抗麦卡锡主义时代的政治壁垒;间或以街头骚乱和滋事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存在(林德内尔,1988 :47) 。但是,进入1960 年代以后,这场以代际断裂或认同危机为象征的“青年大造反”竟然以如火如荼之势在美国、欧洲、日本乃至诸多第三世界国家蔓延开来,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对资本主义的声势浩大的抗议,这道历史风景线从1964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发起的“言论自由运动”为开端,经1970 年全美学生发起的反对美国入侵柬埔寨的反战运动达到顶峰。其间,1965 年由美国密执根大学学生掀起而遍及全美的反对越战运动,1968 年5 月法国爆发的波澜壮阔的“五月事件”,以及1969年8 月在美国纽约州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 举行的有近50 万人参加的摇滚音乐会,都是这场青年大造反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Fraser ,1968 ;阿里、沃特金斯,2003 ;夸特罗齐,2001) 。

无独有偶,1949 年后一直闭关锁国的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也在无意之中对世界各国青年们的这次全球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呼应。1966 年的以红卫兵造反为开端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以数千万人的参与规模声名遐迩,而且还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信条一度成为欧美青年的行动圭臬。尽管这场革命和欧美学生的造反有着迥然不同的目的和意义,以致几十年后,当它的内幕为人所了解时,令全世界的“左派”体验到了一次深深的挫败感( Perry , 1999 ;卡拉奇,2001 :434 ;傅高义,2004) 。

以1968 年学潮为代表的全球青年大造反运动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导火索,其中不乏种种偶然或阴差阳错,但认真分析起来却能够发现,它的全部起因都蛰伏在战后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之中。换言之,1968 年的青年大造反,是资本主义或我们前述所谓“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生长和推进带来的必然结果。全球范围内的反战热潮,年轻一代对资本主义现存体制的认同危机和对个人独立的追求,以及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就是这场青年大造反的全部动因。

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风暴中,1961 年美国对越南的入侵是一个点爆全球青年大造反“汽油桶”的导火索。美国入侵越南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艾森豪威尔语) ,但从根本上说则来自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根深蒂固的扩张传统和经济利益的驱使。正是这种传统和本能,使得美国不惜违反它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提出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随着越战的深入,美国的参战士兵从最初的4 万人增长到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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