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视觉艺术而言,它表述的是展览研究员、艺术评论家与艺术家之间——对欧洲文化传统优于亚洲、非洲和美洲原居民和非白人文化的观点与日俱增的广泛对立态度。(原始的、野蛮的、他者)
3、异质标准:这是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的一个哲学术语。他认为在哲学问题上无法用放之四海皆准的单一道理去解释说明一切,主张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竞赛规则”理论来建立各种理论话语的“语用学”,而每一种话语之间的标准则要看主述者、聆听者即指涉者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定。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同一种现象、同一件事物,用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角度来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导致相异甚至相悖的结论和结果。”
德里达等人主张差异性高于同一性、普遍性,是同一性的根据,没有各个时间点的差异,就没有时间的同一性;没有空间点的差异,就没有空间的同一性。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由于崇尚同一性、普遍性,总是想方设法克服差异,超越差异。这种哲学就像医生把各种病情纳入同一种模式中一样,成了压迫个性的工具。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差异无所不在,即使在重复中也有差异,无差异的世界是苍白枯燥的世界。传统哲学以普遍性、同一性为人的最高本质,只能使人成为丧失个性,无血无肉的抽象之人。如果硬要用理性的普遍性蒙住这种差异性,其结果只能使普遍性成为一块漂亮的遮羞布而已。后现代主义正是要揭开这块道貌岸然的假面具
后现代派理论反对形而上学,批判理性逻各斯,否定本体论,推翻二元论思维方式,消解知识的客观性,取消真理标准,致力于对传统哲学和美学的本质论进行“治疗”或“解构”,实际上是把理论话语引向了无法理性言说或无逻辑性言说的境地。
第三讲、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征及创作方法
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不确定性、寓言性的再生、偶发性、随机性、观念性、流行性(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等,主要创作方法表现为复制、挪用、仿真、戏拟、拼贴等。重点在于掌握后现代艺术的美学特征,难点在于通过具体作品的解读来理解和把握后现代艺术的具体创作方法及其艺术实践。
后现代主义艺术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它依附的哲学思想基础使它的艺术观和创作方法与以往的艺术思潮、流派和风格都有明显差异。后现代艺术的许多特征都能在具体的艺术门类中通过细读、分析得以显现。通过考察后现代各艺术流派,我们发现后现代艺术可归纳为下列一些美学特征,而这些美学共性特征是籍其创作方法显现并抽绎出来的。这些特征包括不确定性、寓言性的再生、偶发性、随机性、观念性、流行性(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等,主要创作方法表现为复制、挪用、仿真、戏拟、拼贴等。
一、 不确定性
哈桑认为,所谓不确定性,是指由种种不同的概念帮助描述出的一种复杂的现象,这些概念包括:“含混、不连续性、异端、多元性、随意性、叛逆、变态、变形等。变形还可以进一步用目前流行的十余种表达解体的术语来说明:反创造、分裂、解构、离心、差异、分离、消失、解定义、解总体化、解合法化等。??上述符号凝聚着一种要解体的强大意志,影响着政体、认知、爱欲和个人心理,影响着西方叙述的全部领域。”
后现在主义作家、艺术家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二战后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的价值准则长期陷入混乱,他们更加焦虑的是“我们的社会已不再适于明确的定义”,“曾经为人们所熟悉的社会类型和标志,如今已变为不确定的、难以捉摸的事物。”作家和艺术家作为敏感的群体感应着社会生活的变异和情感症候,其艺术作为一种敏感的触角迅速回应着这一切。(艺术家是社会的触须) “文学和历史就像现实本身一样,受到同一种不确定性的支配”,如罗布格利耶所说:“在我们周围,世界的意义只是部分的、暂时的、甚至是矛盾的,而且总是有争议的。艺术作品又怎么可能预先提出某种意义,而不管是什么意义呢?”
在“新小说”派的观念中,认为“在作品成立之前,什么也没有,没有肯定,没有主题,没有信息”,只有一些“暧昧不定的构思”。因此,小说家们在现实中所能做的是探究那种混乱的多重复合意义,“新小说”的写作趋向于“非人化”的零度语言,以此克制共同经验的表面现象。在一些文本中主人公无名无姓亦无性别,有的干脆以字母、符号代替,这些人物既无过去也没有未来;时间和地点也是暧昧不明甚至随心理的时空先后倒置。如布托尔的长篇小说《变》(1957)通篇将主人公称作“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你把左脚踩在门槛的铜凹槽上??”,这里的“你”既非第三人称的“他”,也非第一人称的“我”;既非旁观者的叙述,也不是自叙;它既像是一种敦请(使阅读者参与文本之中),又像是一种指令(将主人公安置于特定的语境),这些不确定性使阅读产生了多义性。
德国前卫艺术家约瑟夫·波伊斯的“社会雕塑”,将不可雕塑的材质,如油脂(动物的)、蜂蜜、声音、光影、动作,语言乃至动物和人都运用到创作中。
其著名的《油脂椅子》在视觉形象上简单得令人困惑,它只是一块切成楔(xie)形的黄油,置放在椅子座位上,抹成一个四十五度的角。正是这样一件有巫术意味的“摆设”,体现出不确定精神。波伊斯自释到:“我使用油脂的原意是要激发讨论。这种材料的可塑性以及其对温度变化的反应特别令我喜爱。这种可塑性具有心理上的影响力——人们本能地感觉它与内心的过程以及感情有关系。”波伊斯的“社会雕塑”假借不确定性为艺术观念注入一种兴奋剂,他追问并来反证雕塑能够是什么,转而在空间意义上延展一种差异性,指向永远在发生的“现在进行时”,他的所有的雕塑性质都是流变的、未完成的——“过程在它们的大部分之中继续着:化学发酵、变色、腐烂、干枯,每种东西都处于变化的姿态中”(一切人的问题,只是塑造的问题,人类是唯一未完成进化的物种,油脂象征着温暖的灵魂。“社会雕塑”最终指向灵魂的塑造完形。)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德国“新主体性”诗歌的代表诗人布林克曼的文本同样隐含着解构的策动力。由于主体的离散、游移、蔓延而使奢侈的能指聚合于平行、互相排挤、互相重叠甚至互相冲突的语境里。布林克曼的诗歌以相似的方式表达出诗歌的无对象性——一种无确定的虚无空间。他的《一首诗》最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这里有一首没有主人公的诗。这首诗里 没有树木。这首诗里
没有房间可以进去,没有房间 可供睡眠。在这首诗里你看不到 颜色。这首诗里没有表达
任何感情。在这首诗里摸不到什么东西。 在这首诗里嗅不到 任何气味。谁也用不着 越过篱笆爬进这首诗里
这首诗里感觉不到任何东西。 你不能把这首诗披到身上 它不是橡胶做的。在这首诗里 没有白色的影子。在这首诗里 没有人从旅途归来。
在这首诗里没有人喘着粗气 走上楼梯。这首诗不作 任何承诺。在这首诗里 没有绝望。在这首诗里 一片寂静……
“这首诗”呼应着罗兰·巴特的“不及物”和德里达的“踪迹”写作,使意义的期待陷入断裂,一系列的谓语都被否定词“没有”、“不”(不能、不是等)所搁置,就连“绝望”也无可指望。
罗兰·巴特在《S/Z》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作家和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一种是以写实为主的作家。对于这些作家来说,他们的写作是“及物”的,他们把一切都描绘得清清楚楚,使读者产生一种真实的假象,由此将读者引向文本以外的世界。以这种写作方式生产的作品,即是“可读的”作品。“可读”的作品剥夺了读者参与文本创造的权力(因为文本中的一切都是清楚的),因此读者只能被动地去阅读它,读者面对这类作品的选择只能是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另一类作
家正好相反,他们的兴趣在于写作本身,他们只是在创造文本而不是要把读者从文本引入另一个世界,因而他们的写作是“不及物”的。这种以“不及物”的方式创造的文版,便是“可写的”作品。“可写的”作品要求读者以一种主动参与的态度去阅读,读者不再是文本的被动消费和阅读者,而是俨然成为文本的生产者,通过自己的积极思考参与到写作过程中。从符号学角度看,这两类作品的最大区别在于,在“可读的”作品中,符号的所指总是有序的、清晰的;而在“可写的”作品中,则只能有能指,没有所指,它的所指存在于读者主动参与的解读中。
约翰·凯奇的“偶发音乐”放弃了西洋音乐的传统形式有何数理的作曲法则。其代表作《4‘33‘’》只有演奏形式而无音律,因而4’33’’这一曲名仅指作品的演奏时间。在时空的并存性质中,“无声”只是相对状态,“不确定性”显现于此一状态中:室外的骤雨、室内屏息的听众(作为高音的神经系统和低音的血液系统、心电图的韵律),以及“像祈祷一般的”沉思默想。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征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随机性、偶发性与东方的禅宗精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不确定性不仅仅是混乱的社会现实生活在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中的反映,还在于它是一种主动性的解构策略:通过不确定性的鼓动,来摆脱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单调乏味的苦役,而更加致力于把握那些带有神秘编码的偶然事态,这本身同时暗示着不可描述性,使感觉能尖锐地去感知不可能的事物,它因此而显现为观念艺术和过程艺术的审美准则。不确定性是基于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呈现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的一种新意识。它突破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二元对立的魔障,诸如宗教/科学、神话/科技、直觉/理性、通俗文化/高雅文化、女性原型/男性原型,并且开始彼此限定和沟通。不确定性最终指向艺术的自由灵魂。 二、 寓言性的再生
(一)、寓言性的运用是后现代艺术的重要方法论。
本雅明认为寓言是一种“被遗忘和误解的艺术形式”,但在后现代艺术中,它被重新唤醒,被本雅明弥赛亚式的修辞学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激活,逐渐广泛地凸显于后现代时期的艺术创作方法中。 (二)寓言与象征
1、本雅明的理解:寓言与象征(Symbol)的不同在于:象征有别于寓言用故事来喻示某个道理或观念,它以形喻义,形义一体,达至经验的圆满性,甚至超验的神秘性。象征主义以“交感”营造“象征的森林”;超现实主义、形而上画派则执迷于梦幻的象征意义,以梦幻的形式自发地创造象征。
本雅明认为:寓言和象征是两个内涵不同的艺术规范概念。象征构筑着自足、完满、总体化的理想世界本文;寓言却构筑衰竭、分离、破碎的死亡世界的文本,“寓言在思想的国度如同废墟在物质的国度里”,是对世界之“苦难历史世俗的理解”,因而也是“世界衰微时期”艺术的标志,在这种寓言艺术中,“历史并非永恒者的逐步圆满,而是一个必然衰竭的过程”。而正是在死亡意象横亘的世界历史中,救赎的革命性才得以再生。在此,本雅明同时种下了解放神学的“一粒芥子”。
2、杰姆逊的理解:
本雅明对寓言的厘定经由语言论美学的转向,在杰姆逊的话语中“延异”为一种“寓言美学”(Allegorical Aesthetics)的意向:“所谓寓言性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希腊文的Allos(Allegory)就意味着“另
外”,因此故事并不是它表面的故事所呈现的那样,其真正的意义是需要解释的。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精校本),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版,第130页。
杰姆逊将阐释理解为基本的寓言行为,依据于一个特定的阐释性主符码,去重写(Rewriting)被给定的本文,从“语言的牢狱”中释放出一种“超历史”,一种超越能指迷宫的历史所指。其“永远历史化”(Always Historize)的宣谕,实则寄寓了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意欲充当历史寓言破译家的雄心。 (三)、寓言之实质:
历史在“重写”的阐释或“解符码化”(De-Coding)中显身,寓言就必然与“历史性”结缘并将所指的问题付诸于实际行动,不仅因为寓言假借时间的过去(历史事件)揭示时间的现在(历史的叙事),更因为寓言性能指在后现代时期是以物质异化形象回归的,它就必然依重于思想家和艺术家破译现实界(The Real)的敏锐观察和创造性。
“寓言就是讽喻,它正话反说地讲述寓言之真理,说它就发生在现在,而且是通过人与面具之戏剧作用陈述这一真理。” 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国兴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269页。寓言被现代主义的非历史、反传统话语放逐的缘由,首先在于现代主义排斥历史化的叙事,主张本文封闭的内在性;其次是将“纯粹语言”作为“本体语言”的执妄,遮蔽了对历史衰竭的真实体验。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寓言的指涉很少出现在艺术上。 建筑批评家查尔斯.詹克斯(Chcrles Jencks)在谈到后现代主义的寓言风格时指出:“在人们所熟悉的寓言形式如《天路历程》中,明显的故事与其潜在的意义是清晰而易理解的;而后现代主义寓言既不让我们确定主要故事是什么,也不让我们确定它所暗指的隐含神话可能是什么。”查尔斯.詹克斯(Chcrles
Jencks)编:《后—先锋派:80年代的绘画》(The Post—Avant—Garde:Painting In The Eighties)学院出版社,伦敦1987年英文版,P.47。
回归历史性图像、叙述性与物像,相对于象征和抽象,后现代艺术使寓言向历史的现实性逆转,走向观念的精神仪式。 (四)、寓言性艺术家及其艺术实践
1、基弗尔的寓言性叙事:
20世纪晚期主要的寓言性艺术家是意大利人与德国人。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古奇(Enzo Cucchi)、依门朵夫(Jorg Immendorff)、基弗尔(Ansehn Kiefer)与米登多夫(Helmut Middendorf)。德国艺术家基弗尔的作品引用着《圣经》福音和历史地点及条顿民族的神话(Teutonic myth),演绎歌德的《浮土德》以及其它文化象征为当代德国生活的寓言。基弗尔的寓言性作品媒材大幅度地混合着沙砾、水泥、稻草、植物、铅、锌、书籍、工业油漆乃至废毁的飞机,造势于恐怖、压抑、破碎、荒寂与衰败的物像形式寓意,这种前所未有的惊人寓言结构本身是对非精神的历史具体的现象式表现。美国画家柯尔斯科特(Robert Colescott)称他的作品是“在黑幕中的艺术史杰作”,是“比较可以让人理解的种族主义寓言。”(受难精神、政治寓意)他画了大量希特勒时期的或被劫掠地区的,现已成为废墟的纪念性建筑,它们一度是纳粹\千年帝国\梦想的遗迹,现已被炸毁或被烧毁。基弗画作的外观看起来似乎经历过一场劫掠--大量厚厚的油彩和树脂、稻草、沙子、乳胶、虫胶、废金属、照片和各种各样油腻的东西堆积在一起。然而,关于焚烧过的土地的图象,也让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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