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分析与模式(2)

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中主要就是从国际结构、政府结构和个人角度分析国际政治的斗争与和平问题的。[38]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在他的经典之作《人、国家与战争》中提出了“三个意象”的理论，分别从个人、社会和国际体系来分析战争（战争是特殊的外交政策）产生的原因。[39]戴维·辛格在强调国际体系作用的同时，提出将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两个层次的因素进行平衡分析，才能理解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40]也正是辛格的文章使层次分析法被国际关系研究者接受并被广泛地应用、充实。詹姆斯·罗西瑙将可能影响外交政策的潜在因素划分为五类，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政策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个人因素。[41]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则主张从四个层次分析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即决策层次、官僚层次、国家本质和国内政治的运作以及国际环境。[42]查尔斯·赫尔曼（Charles Hermann）等则将所有影响外交政策的因素分为七类，即政治领导人的个性、决策结构和过程、政府机构的特点、民族和社会的特性、国际关系格局的特性、一个国家历史环境和过去的外交行为、国际和国内形势转换过程的特点等。[43]约翰·伊肯博瑞等人（G. John Ikenberry）在20世纪80年研究美国经济外交政策时，提出了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三种分析路径，即体系中心路径、社会中心路径和国家中心路径[44]。（7、8行）

从前述有关层次分析的不同版本，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对外交政策不是缺乏足够的解释而是供给过度”。[45]不过总结起来说，这些解释国家行为的解释项主要来自于四个层次，即国际体系层次、民族国家（nation-state）层次和国家或政府（state、government）决策层次、国内社会层次。[46]这反映了分析方法上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争论。因而，本文认为外交政策分析主要存在四种基本路径：即体系中心路径（system-centered approach）、民族国家中心路径（nation-state-centered approach）、国家中心或政府决策路径（state centered or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approach）和社会中心路径（society-centered approach）。 四、外交政策分析的九种模式

基于外交政策分析的上述四种路径，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两种传统（即解释和理解），我们可以得到外交政策分析九种模式（见图0.3）。 认识论 方法论 体系中心路径 民族国家中心路径 解 释 物质结构约束模式 战略或理性选择模式 多元主义模式 社会集团模式 理 解 观念结构建构模式 政治文化模式 认知心理模式 公共舆论模式 国家中心或政府决策路径 官僚政治模式 社会中心路径 图0.3：外交政策分析的四种路径九种模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九种模式只能说是理想模式，即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单一组合的角度的划分，而对于那些企图跨越不同认识论或方法论的综合分析模式并没有涵盖在内。这样的综合分析模式主要有：（1）外交政策分析领域的综合研究：罗西瑙（James N. Rosenau）的“前理论”（pre-theory）[47]、把外交政策“事件”（event）作为研究的“待解释项”以建立事件数据库的努力[48]、布泽尔（Michael Brecher）和威尔肯菲尔德（Jonathan Wilkenfeld）开展的定性与定量的综合研究[49]以及借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建立的各种基于规则的生产系统（Rule-Based Production Systems）[50]。（2）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外交政策的综合分析。像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斯蒂芬·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等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企图从单元层次内部来分析外交政策行为，试图把国内结构同国际体系结构联系起来，并同时引入观念因素以弥补纯粹物质主义的不足。[51]（3）关于内外互动的综合研究。如普特南（Robert D. Putnam）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win-sets）为主要概念的“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s）理论框架[52]和马丁（Lisa Martin）和西蒙斯（Beth Simmons）提出的“国际制度替代国内制度”的逻辑。[53]由于这些分析是综合了各种因素或层次的综合分析，故本文没有将这些综合分析努力包括在外交政策分析的基本路径框架之内。依据本文的分析，这四种基本分析路径和九种模式如下：（9行） 1、体系中心路径

体系中心路径或者结构主义路径指对国家行为的分析主要从国际体系的结构出发，强调系统层次的分布因素（物质或观念的分布）对构成单元的因果或建构作用，而将单元视为单一的行为体。其核心假定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并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有因果或建构效应的客观实在，主要有物质结构约束和观念结构建构两种模式。其基本分析路径如下：

国际体系（物质或观念的分布） 国家行为 模式一：物质结构约束模式 作为行为主义革命影响的产物，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以行为主义为方法论基础，以科学哲学为指导，借用经济学成就创立了结构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从而真正建立起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不过华尔兹曾反复地指出：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不是外交政策理论。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一种系统理论而不是还原理论，即从结构而不是从单元的角度来解释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在与华尔兹的辩论过程中，柯林·埃尔曼（Colin Elman）归纳了华尔兹等人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理论不是外交政策理论的四点理由：（1）新现实主义论点的内在逻辑没有提供唯一决定的行为预测；（2）单元层次对国家行为的干预性影响导致对国家行为所做出的源于体系因素的预测总是不准确的；（3）新现实主义以进化选择机制理论为基础，所以它不能用来预测国家的行为选择；（4）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变量概念清晰度不够，常常发生歧义，如无政府状态、权力、均势等，不便于操作，因此不能对行为进行具体的预测。[54]然而，根据埃尔曼的分析，这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实际上并不容易分开，而且一些学者总是利用新现实主义理论来解释单个国家的外交与安全政策。[55]可见，华尔兹对国际政治理论与外交政策理论这种泾渭分明的区分并无必要。因为，诚如华尔兹所言,虽然国际政治理论并不能对外交政策做出准确的预测，但是它毕竟能对外交政策做出预测。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政治理论也是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故本文认为，严格区分国际政治理论与外交政策理论的结构主义理论均做出了某种外交政策预测，属于外交政策理论。

按照新现实主义的解释，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的排列原则是不变的而单元功能具有同一性，因而影响国家行为的变量仅仅是单元间能力的分布，进一步而言就是大国权势的分布。因而，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就决定了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因而，在新现实主义看来，作为因变量的国家外交行为主要是由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决定的，国际权力结构约束着国家外交行为的基本范围。

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否认华尔兹的结构，承认大国间的权力分布是国际体系结构的重要因素，但国际结构的特征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权力分布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国际体系层次上的人类活动同样会产生重要的作用。”[56]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仅仅强调权力结构是不够的，还必须强调国际体系的进程，因为进程同样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而这种进程就表现为国际制度。可见，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承认结构中权力结构的根本作用的前提下，认为国家行为主要受制于国际制度结构。 当然，不管是国家行为受制于权力结构还是制度结构，都体现了物质结构对国家行为的约束

作用。其实，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因而，国际物质结构对国家行为的约束、限制就主要体现为一种因果作用，国家行为遵守的就是一种推论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57] 模式二：观念结构建构模式

虽然自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诞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形成了结构话语的霸权，一度似乎成为无法撼动的主流理论范式。然而冷战的突然结束几乎宣布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失效。冷战结束以来，为了更好地解释国际政治中的新现象，认同和文化重返国际关系学科领域。以认同、规范和文化为核心概念的建构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三根支柱之一。[58]（10行）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有主义的结构对行为体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一种因果作用，温特则强调建构作用。因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过去往往把国际社会的最典型特征无政府状态设定为既定状态或永久的存在，而温特则明确的指出，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国际社会的诸多成员即国家造就的。[59]因而，国际体系结构有着多种形式，而不是只具单一性质。由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认为社会的核心是观念而不是物质，虽然物质确实存在，但必须通过观念才具有意义。因而，建构主义对国际结构的考察是从观念或者文化视角进行的。他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国际体系结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因此，根据温特的理论，国家所处的国际体系文化建构着国家的身份、利益，因而最终建构着国家的对外行为。这种文化规范使国家的行为遵守“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 2、民族国家中心路径 在外交政策分析中，大多数研究者或国务家最容易接受和应用最多的方法就是民族国家中心路径。民族国家中心路径的主要假定是国家均是相似的统一的行为体，决策者根据基本稳定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决策。虽然，在绝大多数古典现实主义者那里，国家利益主要基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权力位置来定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民族国家中心路径也属于体系中心路径。但与此同时，国家利益也可以根据国家的政治文化加以主观的定义。因此，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立足于民族国家自身相对稳定的客观或主观需要的分析方法，因而与那种具有“科学革命”痕迹的自上而下的体系中心路径虽然有交叉但还是不同的。根据解释与理解的不同，又主要有战略或理性选择模式和政治文化模式两种。其基本分析路径如下：

民族国家需要（主观或客观定义的国家利益） 国家行为 模式三：战略或理性选择模式

战略模式假定国家在客观的国家利益指导下开展外交活动。以摩根索为主要代表开创的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现实主义外交学，其核心就是国家对利益和权力的追求，这源于人性和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正是这种国家动机理论构成了现实主义外交学的核心和基础。摩根索认为，外交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第一，根据已拥有的潜在的实力来确定国家的目标；第二，评估别国的目标及其为实现这些目标已拥有的潜力和实力；第三，确定双方的目标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相容；第四，决定和实施适合于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60]希尔斯曼认为，这种传统的战略模式确定了以下几个程序：首先，分析家必须确定研究对象国的力量或战略目标；第二步是研究这个国家可选择哪些手段来达到这些目标。如果研究是为解释这个国家过去的行为，那么，最后一步就是设定这个国家之所以选择这种手段是因为它可以据此最有效地、最省力地达到目标。与此相似，假如研究是为了预测未来，那么，这最后一步就是设定这个国家将要选择的手段也可能最有效最省力地达到目标。[61]可见，这一模式的基本假定有：首先，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者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单个的个人。第二，国家在国家利益目标驱动下行动。这些利益目标包括生存、安全、权力、威望等。第三、偏好既定，即利益目标具有明确的优先次序，如安全居首而权力次之。第四，完全信息，即国家能够对达到目标的可供选择的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第五，理性选择，即国家对达到

目标的方案的选择是客观和不带感情的。[62]

不过传统战略模式研究的是外交政策的内容和动机，而不是决策；使用的是经验主义的历史和哲学的方法；进行的主要是定性研究。正因为如此，传统战略模式虽然富有哲学启迪，却显科学性不足。20世纪50、60年代，伴随国际政治领域“第二次大辩论”的展开，行为主义革命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影响逐步加深，国际关系研究对科学化的追求逐步提高。与之相适应，理性选择模式成为分析一国外交行为的主流方法。这一方法假定个体行为体不仅拥有完全和不变的偏好而且拥有完全的信息和精确的计算能力。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在理性模式中，国家被比喻为台球（billiard ball），国际关系就好比一场台球游戏。因而，决策者在决策一开始就有一个或一组明确的目标即客观国家利益，并能对信息与手段进行精确计算，在权衡成本与收益的过程中，做出最优决策。正如维巴（Sidney Verba）所言：“如果决策者是理性的，知道理性规则的观察者就能够在自己的头脑中重现决策过程；同时，如果观察者了解决策者的目的所在，还能够在预知其然的同时知其所以然。”[63]可见，按照理性行为模式的规则，外交决策过程是简单易懂的，决策行为则是一个可以预期的行为过程。正如罗伯特·基欧汉在论述理性选择概念时所说：“我们不需要去研究领导人究竟在想什么，我们可以仅仅通过在办公室中进行‘思想实验’，就可能获得必要的信息。”[64]经过行为主义的改造，战略模式具有了科学化的外衣，其影响也不断增大。博弈论的流行正反映了这一趋势。 然而，虽然战略或理性选择模式被视为外交政策分析的主流模式，影响很大。但其不足也是显然的：第一，国家利益并不能完全通过客观的方式加以定义，政治文化、民族经历、意识形态等显然也影响着国家利益的边界；第二，政治并不仅仅是一件通过理性计算就可以理解的，人的理性其实总是有限的，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第三，“这一模式似乎不能也不愿意为施动者-结构问题提供解决之道，”[65]不能实现个体与整体或施动者与结构的综合。（11行）

模式四：政治文化模式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认为：“研究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不但要了解这个政治体系在某个特定时期里的实际作为，而且要了解它的基本倾向。”这个基本倾向（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就是政治文化。它包括一国居民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66]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论》[67]的文章于1993年发表后，有关文化与外交行为的关系更是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理性选择或战略模式那里，国家利益是根据其在国际体系中拥有的相对权力界定的，而政治文化模式则认为，国家利益也可以被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的根本属性加以主观的界定。特定国家的国际目标及其优先事项通常与决策者出生和侵染于其中的更广泛文化所珍视的价值观相一致。[68]如果对文化做广义的理解，那么不仅政治文化而且诸如意识形态、宗教、民族主义等“自有”知识[69]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具有深刻的影响，从而影响一国外交政策行为。

关于文化分析模式兴起与发展阶段，不同学者之间存在很大的争议。迈克尔·德什（Michael C. Desch）认为，这一分析模式经历了三次浪潮，即兴起于二战期间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管辖下的外国国民性格分析署对轴心国“国民性格”的研究，发展于冷战期间对美国和苏联不同政治文化的研究，冷战结束后得到了更好的完善。[70]而肯·布日（Ken Booth）和拉塞尔·楚德（Russell Trood）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分成冷战期间对美苏战略文化的研究和20世纪80年代后向其它国家扩展两个阶段。[71]江亿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则把对战略文化的研究分成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机械决定论阶段、80年代中期的把文化当成模糊工具阶段（ambiguous instrumentality）和90年代的对组织文化研究的阶段（organizational culture）。[72]

有关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行为影响的比较著名的研究有：第一，布瑞歇尔（M. Brecher）的《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系统：环境、形象和过程》全面探索了国家的心理文化环境及其对以色

列外交政策的影响。[73]第二，班纳吉（S.Banerjee）将国家身份与个体观念结合起来研究尼赫鲁和真纳各自建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家身份和传统。[74]第三，亨廷顿有关美国政治价值观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的分析[75]和后来著名的“文明冲突论”的观点。[76]第四、赫德森试图分析在某个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维定式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她设计了几种外交政策形势和一个国家对每个形势可能的反应，随后，调查了三个国家，了解一般民众认为各自国家和其它相关国家会怎样应对上述形势。她发现多数情况下每一种文化都有着独特的思维模式。民众对“我们是谁？”的定义影响着“我们应该怎样做？”[77]第五，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和柯林·格瑞（Colin Gray）认为弄清苏联的战略文化是理解苏联核武器政策的重要前提，而不是用美国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苏联的行为。[78]等等。 可见，战略或理性选择模式和政治文化模式分别侧重从客观或主观的国家利益出发去分析外交政策行为，把握住了外交政策的核心因素，能够为我们分析外交政策提供最基本的依据。然而，其不足在于：第一，国家利益是一个伸缩性极大的概念，因而用这样的概念分析问题，难以证伪；第二，国家利益的界定并不总是一个既定的结果，而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过程，是在政治过程中形成和塑造的；第三，该路径成立的一个隐含假定或前提是，国际体系制约着国家行为的范围，然而该路径由于专注于民族国家层次的因素，而对决策者所面临的决策结构涉及不多。 3、社会中心路径

在体系中心和民族国家中心路径中不受重视的社会因素在社会中心路径中却成为解释外交政策行为的主要变量。在这里，社会集团被假定在外交政策形成中持续起着核心作用，[79]从而突破了前两种路径对国家单一性（unity）的假定。

社会中心路径假定政治领导人最关心保持国内政治支持的高水平。因此，外交政策选择首先是根据其对决策者的国内地位的影响来判断的。这一假定的基本原理在于国内支持是领导人维持权位的前提。这一模式保留了国家主义的理性假定，但以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目标替代了国家目标来解释政策选择。在这一模式中，国家官员或者国家机构对政策的形成没有自主的或者有意义的干预作用。其基本分析路径是：

社会因素 国家行为

同时，根据对社会结构、核心决策者动机和影响因素的不同假定，可以区分多元主义模式、社会集团模式[80]和公共舆论模式三种。 模式五：多元主义模式

基于社会偏好和国家行为关系的核心假设，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拥有不同利益取向的社会行为体的代表机构，发挥着传送带的作用，将个体和集团的偏好和权力转化为国家政策。因此，国家的性质以及社会利益集团才是国家国际行为的决定性因素。[81]之所以叫多元主义，是因为这一模式认为，一方面影响外交政策的利益集团在数量上是巨大的且存在交叉裂痕，因此联盟因问题与时间的不同而不断变换；另一方面，决策中心的权力是分散的，因而容易受到外部利益集团的影响。 模式六：社会集团模式

与多元主义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集团模式假定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社会集团手中，集团间的裂痕不是交叉的，因而在不同时间在不同问题上，联盟都是稳定和持续的。根据集团数量的不同，又可分为精英理论、马克思主义、社团主义（corporatism）和部门集团理论（sectoral bloc theory）。[82] 模式七：公共舆论模式

社会因素不仅可以通过各种政治组织或利益集团传递到国家外交行为上，而且作为民意的公共舆论也可以大大地影响国家外交决策及其政策行为。公共舆论模式挑战了有关公共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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