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北京公务员面试必看100个热点（推荐）(6)

模式在各地还能怎样被完善、被发展？毕竟，在反腐问题上任何一点创新，都被民众殷殷期待。

45. 天门城管案被告翻供的质疑

社会事件：曾在全国引发轰动的原天门城管打人致死案在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孙代榜、熊巍、鄢志明、胡落红全部翻供，否认曾直接殴打被害人魏文华，并指出当初认罪是因为天门市公安局的“严刑逼供”。 谈谈你对天门城管案被告翻供的看法？

参考答案：这是一个令人错愕而猝不及防的后续消 息，当人们冀望英雄的在天之灵早日得到告慰、犯罪嫌疑人早日受到应有惩处之际，孰料，四名被告全部翻供，不仅否认曾直接殴打被害人魏文华，还指陈天门市公安局严刑逼供。消息一出，网民愤怒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纷纷自告奋勇要替天行道。

应该说，网民的冲动和愤怒可以理解，毕竟英雄不能白死，在城管整体形象欠佳的语境下，网民表达对四名翻供被告的恨，一定程度上说是对整体城管的不满。但是，必须承认的是，翻供对被告人而言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谁也不能剥夺，如果真如被告人所称，当初认罪是因为天门市公安局的“严刑逼供”，这供不仅要翻，相关逼供者也应受到惩处。当然，在真相诡谲未明之际，被告翻供是出于求生本能，希图逃于惩罚，还是果真被严刑逼供，尚需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拨云见日。

在真相大白于天下之际，我们不妨做一假设：这四名被告没有翻供，而是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引颈就戮，我们是否就可以释然了？不！因为即便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最多也只是完成了自我救赎，无法救赎的城管制度还横亘而在。其实，四名被告何尝不是制度的牺牲品，我相信他们原本不是十恶不赦的，是制度的恶激发了他们人性的恶，一定程度而言，他们也是为不合理的制度买单。

犹记得，天门城管打人致死事件甫一爆发，便激起了舆论强烈反响。有网民追问：孙志刚死了，用生命让我们反思了城市收容制度；魏文华死了，用鲜血让我们拷问着城管制度。城管制度无论何去何从，都必须进行大的手术。遗憾的是，结果并没有如此简单，事态的发展就如此吊诡。

毋庸置疑，天门城管打人致死事件的要害在于，它不是偶然，也不是孤例，它暴露了城管存在的制度性病灶，它甚至引向了一个命题——— 城管存废之辩。城管到底有多少权力，又有多大自由裁量权？也许一时很难说得清，有人粗略统计，城管的执法覆盖13个领域：市容、环卫、城市规划等，拥有三百多项职权，有城管队员甚至自称，只要没人管的事儿民众就会找城管。

权力如果缺乏有效制约，必然伤及合法权利。权力越多，权力的触角越容易旁逸斜出，就越容易危害民众。因此可以说，当前诸多因城管执法引发的悲剧，往往是源于体制积弊，诚如学者所言，如果不能从根本上、体制上解决问题，就会有两种极端结果，城管要么暴力执法，要么不作为。在当前语境中，取消城管，或者让城管不作为，可能不太现实，惟一可行的路径就是约束城管权力，从制度上保证城管执法时“循规蹈矩”，保持克制。

总之，即便四名被告认罪态度良好，我们也不能释然。即便不废除城管制度，也需对城管体制进行大手术，否则，就难保悲剧不会重现。

46. 公务人员不作为为什么要玩三次？

社会事件：今后，河北公务人员在履职时将面对一条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出现三次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将“辞退没商量”。对于“三次”之规，参与起草这个办法的河北省纪委工作人员解释说：如果次数太多，难以体现制度规定的约束力，而次数太少又不能体现教育为主的原则，况且惩处太重，也难 以真正落实。（8月23日《法制日报》）。谈谈你对公务人员不作为出现三次再处罚的看法？

参考答案：剑还没亮，就担心治不了对方的死穴，一方面说明这个制度本身有漏洞，有可乘之机；一方面说明制定者缺乏执行制度的决心和勇气。对付公务员潜规则，看瓜别怕偷瓜，否则，“三次”之规只能是一纸空文。

“三次”之规，本身其实是给公务员的潜规则一个“台阶”，给不作为、乱作为者一个缓冲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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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之规，至少要有以下几点需要跟进和保障。一是要有严格、完善的举报制度和监督处理规定。二是要“准、狠”。准就是要证据确凿，不能捕风捉影；狠就是要处理力度一步到位。“三次”之规就是容许一个公务员至少可以“玩”三次潜规则，这里就又存在了一个制度执行的漏洞：谁来监督“三次”之规的执行，又如何保障第三次“辞退没商量”？ 再说说“三次”之规的制定者为何底气不足。“三次”已经体现了制度规定的约束力缺乏。参与制度的起草者担心“次数太多”，说明担心执行力度的疲软和松垮，或者说制度缺乏保障执行的后盾。担心次数太少不能体现教育为主的原则，又明确说明惩处太重，难以真正落实。说明“三次”之规在起草时就已有“边打边摸”的基调，不准备让谁“难过”，见不得谁“难过”，更没让谁“难过”的底气。“惩处太重，难以真正落实”，说明“推辞没商量”如果没严格的制度保障，也不过就是说说而已，最后“教育”一下，大家相安无事。

“一推二拖三拒绝，先吃后拿再报账，名为检查实违法，‘赞助’摊派一齐上。”这些公务员的潜规则让群众深恶痛绝，还“哑巴吃黄连”。“三次”之规，算是看到了公务员潜规则的实质，点到了穴位上，是不是点到死穴，关键是制度的执行力度和落实程度。否则，这个“三次”之规，只能是个纸老虎，吓吓人而已。

47. “特殊党费”折射出的力量

社会事件：据不完全统计，自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之后，截至目前，全国约有4000多万名共产党员自愿参加交纳“特殊党费”的活动，已交纳特殊党费近90亿元。不仅如此，眼下支援还在进行，感动尚未停止，“特殊党费”的总额和交纳的人数还在不断攀升。谈谈你对“特殊党费”的看法？ 参考答案：透过一笔笔“特殊党费”，我看到以下几个可贵的特殊： ——特殊奉献。在支援灾区人民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我是党员，我带头”成了全国各地广大党员的共识。他们主动带头捐款捐物，向灾区人民倾注一片真心、表达满腔热情。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许多离退休党员，也争先恐后交纳“特殊党费”。笔者所在支部一位离休老同志深情地说：“许多革命先烈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连宝贵生命都献出来了，我们为灾区人民捐点款物算得了什么？”在抗震救灾特殊战场上，不少党员干部面对家中房屋倒塌、亲人遇难，来不及料理后事、熨平创伤，便毅然投入战斗。他们说“我是党员，我先上”，舍小家，为大家，用汗水和血肉、付出和牺牲为灾区人民撑起一片蓝天。共产党员的特殊奉献精神，生动地展示在大庭广众面前。

——特殊责任。汶川特大地震，震动了中国，震惊了世界，也震撼着广大党员的心灵。自地震发生以来，人们清楚地看到，在抢险救灾一线奋不顾身、无私无畏，冲在前面的是共产党员；关爱灾民、组织受灾群众进行生产自救，积极带头的是共产党员；心系灾区、踊跃捐款捐物，走在前头的还是共产党员。某机关一位普通党员说得好：交纳“特殊党费”，支援抗震救灾，既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一种体现，也是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诚如斯言，各地广大党员以交纳“特殊党费”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党的宗旨。所有这些，既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特殊责任，也赢得了亿万群众的交口称赞。 ——特殊品质。“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种特殊，体现在关键时刻、危急关头，能够站出来，敢于豁出去，舍得献爱心，真心诚意地为党分忧。5月18日中组部有关交纳“特殊党费”的通知发出后，从中央首长到地方党委领导，从各级党员干部到广大一线党员，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纷纷慷慨解囊，主动为灾区捐款，用交纳“特殊党费”的实际行动，支援灾区人民抗震救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同时，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灾区的深切牵挂，转化为立足本职、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以实际行动带动和影响广大干部职工，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支援抗震救灾，支援灾区人民。这些无疑是共产党员特殊品质的最好体现。 常言道，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透过数十亿“特殊党费”，折射出全党上下立党为公、心系群众的党员意识，折射出关键时刻共产党员是人民群众的主心骨。有句成语叫做“一呼百应”，透过一笔笔“特殊党费”，人们分明看到的是“一呼千万应”，这不正是广大党员强烈组织观念的生动写照么？更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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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慨的是，就连很多入党积极分子，乃至普通群众，也主动捐款，为灾区人民奉献爱心。试想，当今世界，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哪一个政党、哪一个组织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股特殊力量，既是夺取抗震救灾特殊斗争全面胜利的希望之所在，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之所在！

48. 江西省长公布手机号引争议

社会事件：为了使江西南昌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公平、公正、公开，避免有人投机取巧，使得不符合条件的人享受了这项政策，江西省政府办公厅通过用短信的形式向社会公布了省长、分管副省长、南昌市市长的手机号码，接受廉租住房违规举报。谈谈你对江西省长公布手机号的看法？ 参考答案：支持观点：

□政府要员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也确实称不上首创，但是一名堂堂省长公布自己的私人手机号，确实是不多见。但是一省之长的号码可不是说公布就公布的，作为公众人物，保护自己的隐私是很有必要的，并且非常的必要，这确实需要魄力。

□省长公布私人手机号此举确实是英明，因为它真正沟通了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只有人民和领导干部相互沟通、互相关心、互相信赖，公仆才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才是公仆的人民。

□省长如此公布自己的手机号，提高了高级领导的亲和力。一个领导的亲和力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度，所谓“父母官”就是让老百姓能够感觉到父母的关怀一样无微不至，虽然由于人太多了，不可能一个一个去呵护，但是，最起码让群众在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就像孩子受到委屈一样，可以告知父母官，这样就是亲和力的体现。

□此次公布省长以及重要领导的手机号码，让百姓看到了政府真心服务民众的决心，看到了政府高层人员的魄力和胆识。这样一来，政府的公信力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老百姓也愿意配合政府解决问题，消除矛盾。

□江西省长率先打破传统束缚，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接受群众举报监督，封疆大吏与平民百姓可以互动交流，无疑顺应了时代，满足了民意的诉求，是一个权力去魅的有益尝试与可喜进步。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意味着民主、公开、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稀疏平常地运作，直面民生，这于官于民都是一个福音。

□手机号码的公布，为的不仅仅是老百姓的投诉，更是欢迎广大百姓对政府监督的做法。通过一部小小的手机，就可以了解政策和发展战略是否符合民意，工作是否深入民心。这个号码还是一面镜子，通过它，省领导无论是从自身的功绩还是政府的作为，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参考样本。

反对观点：

□公布省长的手机号可以作为一个应急措施，但并非是长久之计，良好的制度运作甚于领导的亲历亲为，再伟大的领导人都不可能亲自解决百姓的所有问题，在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相反的情形：找政府不如找法院，找市长不如找律师。

□省长热线不能仅仅是姿态而已，应该是一种切实传递民声的运作机制，因此，就应该公布这个热线到底是怎样运作的。要真的能够坚持接听并认真处理好每一个电话，那么就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或者说小组)。省长要成立这样一个部门，需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其工作职责是什么？这都应该向全社会公开。 □通过被打爆的电话我们不难发现，有太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有太多的话要对自己的“大人”说了。为什么百姓不去找相关的部门，很显然要不就是“言路”被堵塞，要不就是问题难以解决。那么有关职能部门为何不能像省长一样倾听百姓呼声，为百姓排忧解难呢？为何最后还得给省长大人打电话呢？

□无论省长、市长，无论接电话还是当面交谈，一个人只有两只耳朵一张嘴，把民生问题解决的全部指望都集中在省长市长这几个人身上，是不现实的。况且个人精力有限，如果在解决群众问题中有所疏漏或者顾此失彼，好心办坏事，岂非留下更多隐患？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难道不是应该依据法律来调节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吗？公布再多的号码，不如切实保障一条政策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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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手机号的确有短暂的特效，那些想要举报的老百姓之所以兴奋，不过是期待偶然中和省长亲自通话，让举报得到省长的批示，从而让有关部门不得不重视。然而，省长手机是谁接的？如果由秘书、助理代接手机，这和各地已有的“市长热线”有什么区别？既然市长、省长不能总是亲自接听，那为什么不用座机呢？大家兴奋的就是手机这种“亲自接听”的感觉，哪怕只是一种幻觉。

49. 部门利益一挥拳，公共利益就受伤

社会事件：为有名的能源大省，山西煤炭运力一直是瓶颈。山西省政府目前正计划投资千亿修一条铁路货运专线，遭到铁道部阻挠。地方政府的报告中，铁道部占股30%%，而在铁道部的报告中则要求占股35%%。其实争论焦点就是地方政府占据主导权还是铁道部占据主导权。谈谈你对部门利益之争的看法？ 参考答案：铁道部之所以阻挠山西省政府修建铁路货运专线，是因为山西省政府的拟建报告一旦成行，铁道部就失去了主动权和控制权，换言之，该计划损害了铁道部的利益，动了铁道部的奶酪，铁道部因而不爽，而生阻挠之意。

这方面的例子可谓多矣，多到俯拾皆是，让人见怪不怪的地步了。燃油税改革为何迟迟难产？持续10多年而无法破冰，背后隐匿着税务部门、财政部门和交通部门这三方的利益。新医改方案久久难以面世，一直隐而不发，有学者指出，该方案的出台一再延迟，不是缘于学者的争议，而是受制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博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最后的方案将是一个折中的、妥协的方案。坊间曾如此描摹一些部门争夺利益的姿态：许多行政机关对待有利的职责（收费权、审批权、处罚权），就像橄榄球比赛一样，你争我夺；对待利益不大的职责，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惟恐落在自己身上。如此辛辣的描写，可谓传神而入木三分。 部门利益一挥拳，公共利益就受伤，这就是所谓的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显而易见，诸如医改方案不出台，燃油税改革难施行，最终损害的是公共利益。部门利益破坏了政府作为公共利益总代表的形象，影响了政府的整体行动，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蔓延成了社会差距拉大的一个因素，激化了社会不公平感和阶层之间对立的情绪。正因为部门利益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并最大程度上损害了公共利益，才迫切需要革除这一畸形的现象。

权力可以妥协，公共利益却不能被弃置一旁，而让部门利益一逞私欲。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遏制部门利益委实不容易。1983年出台海上交通安全法，当时遇到一个尖锐的问题，远洋船队如果不服海上交通监管部门的处罚，能不能到法院告？国务院提的草案没有规定，常委会委员提出必须规定，如果不服可以上法院告，于是加了一笔，这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交通部长副部长不赞成，主管部门不赞成就不好执法，主管部门思想不通不能硬通过，得沟通。最有分量的一次沟通是当时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带着四个副委员长找交通部长谈话。由此，亦可看出部门利益之坚不可摧。

悠悠万事，公共利益最大。无论如何，部门利益必须从属于公共利益，因为无论是法律法规的出台还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其最终指向都是最广大的民众，广大民众才最有发言权，如果反倒成了少数部门自肥的工具，恰恰与公共政策的本质背道而驰。何以避免权力部门化，公共利益部门化？建立利益回避制度或可一试。无论是出台法律法规还是制定公共政策，让那些利益相关部门避嫌，起码界定清楚这些部门的职责与权限。

50. 公务员称“某总”引发的思考

社会事件：日前，一些公务员在社会交往中，发现他们都以“某总”互称。“某总”一般是称呼企业老板，有时为抬人身价，我们也称一些小本生意人为“某总”。可作为机关干部，具有公务员身份，又不做生意，咋也称起“某总”来了呢？如今，这种称呼时髦！一些领导干部还习惯于下属称自己为老板呢！谈谈你对公务员称“某总”的看法？

参考答案：市场经济社会，老总、老板是财富的象征。老总、老板意味着住豪楼，食珍馐，行有香车宝马，穿是世界名牌，无限风光，无尽奢华。老总、老板还代表一身霸气，一手遮天，谁不听话，立马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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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鱿鱼，让权力欲得到尽情释放。当不上真老总、老板，被人叫声也感觉舒服呀！这种时髦的称呼，把当今“一切向钱看”不良社会风气下，公务员对政府这个政治实体与企业这个经济实体的严重混淆，对自身角色认同及其权力定位的严重问题揭露得淋漓尽致。

我们知道，政府和企业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组织，官员与老板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绝不能“并轨”。政府是一个政治组织，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如果说企业经营的理念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获取的主要利润通过“金钱”来体现；那么城市经营的理念就应当是“以最小的市民负担获取最大的市民福祉”，获取的主要“利润”是社会公民的“满意度”。而企业老板则是企业的投资者，是企业的主人，它的基本职责是保证利润的最大化。公务员是政府的“雇员”，是人民的“公仆”，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具体落实者和管理责任的直接承担者。二者的追求有天壤之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混淆政府与企业、公务员与老板这两种身份，必然带来严重问题。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在“招商引资”、“经营城市”的过程中，把政府当成企业，强调企业化运作，在别人叫和喊自己为“老板”的浓厚氛围中，俨然也把自己当成了真老板，于是像老板一样豪华办公、吃喝的排场越来越大、应酬越来越多、车越坐越好、城市广场越建越离谱、自己的官邸越建越大，最后发展到官商勾结，离公仆形象和服务型政府越来越远。这不仅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伤害了群众感情，影响了社会和谐，而且还严重腐蚀干部队伍，使贪污腐败有禁不止，败坏社会风气，破坏政府形象。

在现代社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政府和官员本身并不是件坏事。官员可以学习“老板”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学习他们不因循守旧，永不满足，不断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学习他们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减少过多的科层流程，提高办事效率等等。但如果把政府当作有限责任公司，把官员当成老板，就完全违背了政府的传统定位。

51. 校园不良证件引发的思考

社会事件：武汉市洪山区的蔡女士日前来到广埠屯工商所投诉，称自己9岁的儿子在南望山小学旁的副食店买了一张“流氓证”，自己差点气疯了。广埠屯工商所执法人员立即找到该副食店，在店内发现不但有“流氓证”，还有五颜六色的“处女证”、“泡妞证”等。“泡妞证”下方竟写着“中国坏男孩协会颁发”字样，“流氓证”的正上方则写着“有效期100年”，每个证的内页都有编号，姓名、性别、家庭地址等。（8月28日《楚天金报》）。谈谈你对校园不良证件的看法？

参考答案：“我是流氓我怕谁”是前几年很流行的一部文学作品的名字。但那样的作品是针对成人的，其观赏对象并非少年儿童，那不过是成人间的文学娱乐。可是，眼下出现的“流氓证”、“处女证”、“泡妞证”等，却是针对儿童的游戏，没有丝毫艺术含量，却很有可能对青少年成长造成不良影响。 小学生们买“流氓证”、“泡妞证”，觉得是很“酷”的证件，拥有这样的证件很神气。可以看出，他们可能以为“流氓”并没有什么不好，做个“流氓”很好玩。这样的游戏真让人担心，以低级趣味做游戏内容，会不会诱导儿童在不自觉中建立是非不分、好坏不辨的模糊人生概念呢？

小学生对持有“流氓证”之类的游戏感兴趣，或许是受了有关不良文化的影响。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我们时常可以见到剧中的青少年角色，语言油腔滑调，行为玩世不恭，经常说脏话，比着表现“流氓形象”。有的情节直接把一些成人行为搬进儿童节目，少儿节目成人化，低俗化，使青少年不断接受不够健康的文化信息，因此才引起了他们对“流氓”文化的兴趣。

再往远的说，成人间推销“我是流氓我怕谁”之类的“文学艺术”，多少也会对青少年产生一些误导。你以为是“艺术”，孩子们却看成了时尚，感到很“酷”，是有这个可能的。每当这类成人“流氓艺术”面世之后，哪一次不是很快就成了孩子们的流行语？所以，杜绝文化低俗必须先从成人文化开始。

社会低俗文化，从成人节目到青少年节目，终于发展为直接向少年儿童推销低俗行为，这样的过程应该引起社会的警觉。对于这种现象，不仅工商管理部门需要重视，社会的各个部门都应该重视。直接向儿童推销不良文化，不仅违反了工商管理规定，可能也违反了文化管理规定和治安管理规定等，应该全面严肃认真地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否则，为了商业利益，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青少年推销低俗文化。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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