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几个镇的棺材铺都卖缺了。
天气越来越热，尸体留不住。没办法，只好是简单又简单了。二姐是用烂门板钉了个匣子埋的，匣子太小，二姐的尸体放不下去，是大人们使劲把尸体扭弯后才塞进去；大姐的女儿连小匣子都没有了，大姐从家里拿来一个装衣服的箱子，刚好把女儿放进去。那民工更惨了，尸体放了两天也没有人认领，臭得老远就能闻到，后来我老汉找了张席子，往民工尸体上一裹，挖了坑埋了。
（因大爆炸造成刺激，张永芳老人害怕一切强烈的声光，就连给她照相也不肯，所以没有留下照片）
朱绍臣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6日
采访地点：重庆市十八梯惨案遗址50米的民房内
见证人：朱绍臣男，1911年生，抗战时在重庆卖旧衣服为生。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1941年6月5日晚饭前后，敌机来袭。剧烈的爆炸声连续不断，防空洞都在摇晃。黑暗中，周围的人开始躁动，小孩哭，大人骂，场面乱极了。正在这时，有人说空袭警报解除了，人群就争先恐后地向外挤，那个时候能吸上一口外面的空气就是幸福。
当我随人群挤到防空洞的三申店岔道口时，紧急警报又响了，洞里的空气紧张起来，已经挤出防空洞的人拼命往里钻，里面的人则使劲朝外挤，你推我攘。这时，有人惊恐地大喊“踩死人了！踩死人了！”人群更加骚动起来，你拥我挤，争相逃命，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被踩死踩伤……
小日本的飞机仍然在外面轰炸，猛烈的爆炸声好像就在洞门口，防空洞一抖一抖的。渐渐有人晕倒了，有人有了轻生的念头，不断拿自己的头往墙上撞，甚至有人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腕、喉咙；体力好的年轻人撑着周围人的肩膀，试图从人群的头顶上爬出来，但他们都没爬多久，就被下面的人死死拽住手或脚，钉在了那里……
我头昏眼花，鼻子和嘴一起贴着墙壁呼吸，嗓子干得快冒烟了，我感到自己不管死活，必须往洞口爬，就一脚踏壁，一脚踩在别人肩上，双手抱住前面那个人的头，使足了劲往上蹭，试了好几次才爬上去。其实，这时主洞里的人死得差不多了，一人堆一人快挨着防空洞顶了。我一寸一寸朝外挪，背已经顶在防空洞的顶上。不晓得过好久，我听见有人喊：“这里还有一个爬的！”就被抬到洞外。
洞外天黑，洞口亮，有人烧几堆火，到处都是呻吟。那些不能动弹的人，不管是死的还是昏的，只要一抬出来，就有人往其身上撒石灰（防止尸体发臭），然后往路边一扔，堆起几座小山，惨不忍睹……
赵克常
采访时间：2005年3月17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黄亭子新华社宿舍区 见证人：赵克常男，1925年出生，湖北武汉人。
1939年5月4日下午两三点钟的样子，我们的船停在接近朝天门码头的一个隐蔽的地方，敌人的飞机正在轰炸重庆。我们这些孩子在船上到处跑，看轰炸的情景。我跑到了船头，我不怕，因为我在武汉的时候见过空战。
当时天上的飞机多呀，黑压压一片，9架一排，飞得很低，连日本人的膏药旗都能看得见。炸弹就像狗拉屎一样向下掉，还有飞机上的机关枪也喷着火，响个不停。当时朝天门到处是浓烟和灰尘，在船上听声音就跟打闷雷似的。
敌机轰炸完走了，我们也很快从朝天门码头上岸了。我记得，下了船到路上，要爬很高的台阶，起码有几千个坎，当我刚爬了一小半的时候就大哭起来。因为越往高处走，地上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肢体的碎片……（老人呜咽了）
有血肉模糊的大腿横在路上，有乱成一堆的肠子还在蠕动，有带着凌乱长发的半边脸狰狞地看着你，有只断臂的手心里握着一个精致小包，抓包的手指还在微微抖动！
我当时根本喘不上气，胸闷，窒息了，好像马上就要被憋死了一样，我忘了有没有哭出声，我当时可能连哭出声的力气都没有。我记得，当时不少孩子都把眼睛蒙住不看，有个孩子没蒙，但嘴张得大大的，合不拢，就这样走了一路。
我们走的是从朝天门到上清寺的那条路，步行。一路上去，看到到处着火，冒黑烟，尸体遍地，还有一块块人的肢体碎片。消防队员在救火，但大都是人扑手打，高压水枪很少。路边有不少哭死去亲人的。我在重庆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王群生
采访时间：2005年3月30日
采访地点：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干部病房
见证人：王群生男，70岁，1935年出生于日本，1938年随父母回到重庆，亲历了重庆大轰炸，现为重庆市文史馆副馆长。
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中，先后采取了“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无限制轰炸”，对重庆不论军用还是民用的设施进行了整体的、无差别的轰炸，先后造成了“五三”、“五四”惨案，“大隧道惨案”，“8·19惨案”等一系列灭绝人性的罪行，使数以万计的民众伤亡。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具有明显的大屠杀、大破坏性质。
我是经历了以上全部劫难的一个幸存者。
日机的轰炸除直接炸死炸伤市民外，由于长期轰炸造成的环境污染，使当时的重庆成为“闻名遐迩”的三多城市：垃圾多、污水粪便多、老鼠多，霍乱、痢疾、流行性脑炎和天花等相当流行，使大批市民间接致死。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区就曾发生过严重的霍乱和痢疾，当时驻守在机房街的新兵团就有数十人因痢疾流行而死亡；6月，重庆化龙桥地区霍乱流行，当月死亡人数就达200多人。1999年，一位曾参加过重庆大轰炸的日本飞行员到重庆谢罪，他告诉我当年他们在重庆也扔过细菌炸弹。我查了资料，发现重庆出现鼠疫、霍乱等疾病的时期，和日军投弹时间很相符。此外，据当时《儿童福利工作总报
告书》记载，“重庆空袭仍频，死伤枕藉，遗弃孤儿，随处皆是”，截至1940年2月统计，孤儿人数就已达到两万人左右。
日机轰炸还引起了重庆住房拥挤、交通混乱，给市民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大轰炸致使重庆出现了极严重的“房荒”，大多数重庆百姓都是住用木棍和篾竹搭起的“抗战房”。当时的重庆，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没有玻璃———不是在轰炸中被震碎就是为防止日机轰炸时破碎伤人。
1941年日机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重庆市民经常几小时、十几小时地处于空袭警报当中。从8月7日起，日机不分昼夜，以不到6小时的间隙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一周的持续轰炸。8月10日至13日，市区空袭警报达13次，96个小时，市内水电全部中断，市民断炊断水。
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轰炸并没让重庆屈服。那时候重庆有个民谣是这么唱的：“任你龟儿子凶，任你龟儿子炸，格老子我就是不怕；任你龟儿子炸，任你龟儿子恶，格老子豁上命出脱！”
话外音
直到21世纪初，张永芳老人仍害怕一切强刺激的声光，就连给她照相也不肯。 王群生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前夕，刚被诊断为胃癌晚期，医生预言只能再活3个月时间。但老人执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他说：“把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是我最重的责任……”[5]
马福成
“重庆大轰炸”证言学习会2014年5月23日在日本大阪举行，“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代表马福成在会上作证，讲述了3名亲人当年在侵华日军对重庆等地大轰炸中被炸死的悲惨经历，希望人们勿忘历史。
“重庆大轰炸”证言学习会由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危机思考联络会主办，旨在提醒人们勿忘过去的战争。日本各界人士约100人参加了学习会。
马福成是“重庆大轰炸”之一的“松潘轰炸”诉讼案受害者代表及原告。他于2014年5月18日赴日参加东京地方法院就“重庆大轰炸”诉讼案进行的法庭陈述并受邀到大阪作证。
马福成在证言学习会上说，侵华日军当年对重庆进行轰炸时，也对他的家乡松潘县进行了轰炸，当时松潘县城被炸成一片火海，1000多名无辜百姓被炸死炸伤，他的奶奶、姑姑和堂兄死于轰炸。马福成说，他到日本的目的就是要人们不要忘记当年日军对松潘县的轰炸，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
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侵华日军出动飞机9513架次，空袭重庆及附近地区200余次，投放包括细菌弹在内的各类炸弹2．16万枚，炸死1．19万人，炸伤1．41万人，炸毁房屋1．76万幢，史称“重庆大轰炸”。
“重庆大轰炸”诉讼案包括“成都轰炸”“乐山轰炸”“自贡轰炸”和“松潘轰炸”诉讼案。2006年10月25日，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就“重庆大轰炸”诉讼案进行法庭陈述，截至2014年5月23日，东京地方法院已开庭28次，多名受害人进行了法庭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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