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艺术思维_屠国元

2015年3月第36卷第2期外语教学

ForeignLanguageEducationMar．2015Vol．36No．2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艺术思维

屠国元，袁

圆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浙江宁波315211；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

要：翻译是一系列心理活动的结果，翻译过程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译者的思维活动。任何的翻译活动都不是依靠

单一的思维方式来完成的，而是不同思维形式通力合作的结果。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现活动，是译者从事的一项更为复杂的脑力劳动，要求译者具备文本再创作的一切思维能力和更高级的思维转换能力。文学翻译再创作实践中的技巧与方法，实际上就是译者艺术思维的技巧与方法。本文尝试探讨文学翻译中译者艺术思维的过程，并分析译者在再创作活动中所独具的艺术思维能力，从而进一步丰富文学翻译这一再创作现象的规律。关键词：文学翻译；译者；艺术思维；审美心理；再创作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5544（2015）02-0088-05文章编号：1000-Abstract：Translationismainlydeterminedbythetranslator’spsychologicalactivity．Everystepinthetranslationprocessin-volvestheattendanceofthetranslator’sthinking．Translationdependsonthecooperationofdifferentthoughtforms，suchasab-stractthought，imagery，inspiration，andsoon．Literarytranslation，asamuchmorecomplicatedmentalpractice，requiresthatthetranslatorbeequippedwithallthethinkingabilitiesinre-creationandemploytheadvancedthinkingtransformationability．Buttheseabilitiesallcomefromaspecialthoughtprocessrootedinartisticthought，whichdeterminestheaestheticvalueandar-tisticlifeoftheauthorandthesourcetextandalsorevealsthenatureoftheliteraltranslation—re-creation．Keywords：literarytranslation；translator；artisticthought；aestheticpsychology；re-creation

DOI:10.16362/j.cnki.cn61-1023/h.2015.02.019

1．引言

任何的翻译活动都是以主体的心智活动为基础，思维作为一种更高级、更复杂的认识阶段，在翻译过程中是对源语文本及其相关事物间接的、概括的、能动的反

映。研究翻译思维旨在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和内部联系，属于翻译本体研究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思维科学研究在钱学森的积极倡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无疑为翻译思维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一部分研究围绕着翻译中的某种定势或单一思维展开，如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直觉思维、灵感思维、模糊思维等；而另一部分研究视翻译为一个综合思维的过程，更侧重于探索翻译整体思维的规律，尝试建立一种多维的思维体系。局部研究的横向延伸以及整体研究的纵向综合最终促成了翻译思维学的成型（龚光明2004；侯羽、刘泽权2012）。翻译思维的基本特点是双语思维，它“是一种转化型思维或变通型思维，既包括原语理解思维过程，又包括译语表达思维过程，更以原语思维与译语思维的互

”（黄忠廉2012：交、互渗、互化、互变为其显著特色。103）文学翻译须遵循思维活动的一般规律，但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现，译者思维应具有典型的文艺创作思维模

式，钱学森在谈论文学创作思维时曾提到一般的创作思维是以形象思维为主，以抽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为辅，多

种思维形式综合运用的过程。黄忠廉（2000：4）也对各种思维在翻译创造性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也进行了类似：“抽象思维是翻译创造的根基，的描述形象思维是翻译

创造的翅膀，直觉思维是翻译创造的主体，灵感是翻译”因此，文学翻译是多种思维形式并用创造的集中体现。

的综合思维转换过程，而译者的翻译行为是以一种“艺术思维”为导向的心理活动过程，以再创造艺术意象为目的。

2．文学翻译的艺术思维

2．1艺术思维的概念严格来说，艺术思维是一种审美思维，创作主体从审美理想和审美需要出发，通过创造具体生动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并以美的感染力具体地影响人的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是一种对艺术掌握的特殊方式的思维活动（王炳社2006：28）。我国古代的“赋比兴”以及西方美学和艺术创作中的想象、情感等都涉及

“艺术思维”到艺术思维的某些方面，但现代意义上的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前苏联文艺界试图从思维方式上

对科学活动和艺术活动进行区分，别林斯基（1979：59）最先提出“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把艺术叫做思，维”由此拉开了文艺界对形象思维和艺术思维的论述。长期以来，有人将形象思维与艺术思维等同起来，认为艺术思维是形象思维。固然形象思维在艺术思维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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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主导作用是创作活动的基本特征，但将这两者完全等同，容易使人误解：文艺创作活动只有形象思维，排斥其它知性和创造性因素，即抽象、灵感等思维的参与；研究表明，形象思维不为文艺创作所独有，人在普通生活，甚至科学活动中也会用到形象思维。事实上，文艺创作者的艺术思维不是某一种思维形式能概括完全的，它离不开多种思维形式在特殊条件下的综合运用。

“文学创作思维”主体的就是一种艺术的思维，是“一种立体的思维方式”，是“创作过程中精神活动的形（胡家祥2005：121）。译者是艺术的再创作者，态”其艺术思维是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所进行的思维类型的总称，是译者综合运用多种思维形式的系统思维。文学翻译始终是译者将一种艺术形式再现为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过程，优美的文字能反映译者的艺术思维活动，还会以一种之前从未有过的认识方式使译者的原语思维变得清晰、敏锐并且具有丰富性；对于转换产生的某种译者原始的思维结果（这里指的是意象、语言文字等），也会继续利用译语思维不断删去模糊的地方，使得译文表达越来越准确。

2．2艺术思维的基本要素

文学翻译中，思维的变化性以及文学语言的丰富性和独创性决定了译者对其思维信息的加工及转换是一个复杂而又艰难的过程。影响和制约译者的思维信息加工及转换的基本要素主要是译者的个性心理、思维的加工对象、信息加工及转换所需的知识经验和译者的思维能力（赵光武1999：117）。

艺术思维信息加工及转换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来自于译者的个人心理素质，包括感知、记忆和情绪等等，译者的综合心理因素反映了译者再创作的个性心理，使翻译作品带有很强的个性特色，它决定了译者对原文本信息不是进行机械地加工，而是在深入感受与理解的基础上，投入强烈情感，积极加工表象、创建意象、再现艺术形象的过程；其次是思维的加工对象，即输入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价值意义将直接影响译者对信息的加工意愿，通常译者会从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和教化功能三个方面来进行选择，并实现传递和交流，而文本内容的多样性与多义性也会使译者在翻译时采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再次是思维转换所必需的知识经验，一方面是已储存在译者头脑中的知识和翻译经验，比如有关文学鉴赏、语言习得以及双语转换等等。另一方面的知识经验是译者通过外界查找、搜索而来，虽然“杂家”，文学翻译家堪称但每一次翻译总有面对未知的或记忆不准确的表达方式、社会习俗、文化意蕴等信息的时候，因此，为了保证思维加工和转换的顺利进行，译者也会通过询问、利用现代化的手段搜索相关信息，以帮助理解、加工和验证。最后影响信息加工的因素是译者的艺术思维能力，即译者从欣赏转向再创作的思维转换能力，不仅是使语言、风格相匹配的能力，更重要的是

传递相同的体验与情感，传达等效的思想价值与艺术形象的能力。

由此可见，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都是在所有要素积极作用下的译者艺术思维的结晶。而其中译者的艺术思维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文的艺术性水平。

3．译者的艺术思维能力

翻译时，译者欣赏与再创作的不是文本世界中的某一个形象或形象的某个特征，而是整个作品的全部，是由无数意象元素构成的内容丰富、形象完整的、立体的文本世界。文学翻译最能体现译者思维的整体性特征，而要达到整体性效果和艺术高度，需要将译者的各种思维能力整合在一起。译者的艺术思维能力主要包括抽象思维、形象思维、情感思维、创造性思维和模糊思维。

3．1抽象思维

任何的文学创作活动都离不开抽象思维的参与，因为抽象思维能帮助创作主体更好地掌握客观对象的内在规律，并对其它思维形式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翻译活：“翻译动也需要抽象思维，刘宓庆（1985：9）很早就提出属于以概念、判断、推理的手段反映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以获得对事物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的认识的抽象思”抽象思维形态对翻译活动起着制约与指导的作用，维。

这体现了文学翻译不同于一般文学创作活动的思维特点，翻译的时时刻刻都需要运用到抽象思维。

抽象思维作用于文学翻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译者的心理背景，包括译者的世界观以及对艺术法则、翻译规则的认识。世界观指导人们的一切实践活动，译者的世界观是从大量知识经验中概括出来的抽象思维成果，所有的翻译活动亦要以正确鲜明的世界观为，基础；文学翻译既是艺术的“二度创作”还应遵循基本的艺术法则，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大脑中一般都储存了相当的文艺理论，而这些理论是作为一种抽象思维形态的认识存在的；翻译规则更是如此，表现为由一般的翻译策略或方法上升为具体的翻译理论，再经过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作用于理论的辩证发展过程。其次是解决具体的翻译问题。在选择词汇、句法和语义关系时，译者可采用归纳、演绎、类比等抽象思维的方法，而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还要经历对输入单位信息的概念辨认，对特定语境下的语言文字及结构的忠实判断，再对隐藏的逻辑关系进行推理，这些也都是抽象思维的典型应用。

3．2形象思维

“形象的思维”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特征。文学翻译要再现文学形象，译者的形象思维环节要经历对原文本中形象的感受、储存和识别，重点是要对形象进行再创造，并用另一种语言显象出来（杨春鼎2010：11）。“再创造”形象的指的是译者在译语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对原语形象不断进行匹配和选择过程，主要分为三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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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一部分原语形象与译语形象在语义和审美效果上是“dove”对等的，比如将译为“鸽子”时，译者获得的鸟的形象是相同的，且都象征着和平；有一部分原语形象与译语形象在本民族语言中都有固定的表达方式，尽管描述的形象有差别，但在两种语言中的所指意义相同，审美效果也相同。比如将“acatonhotbricks”译为“热锅”，“像雨后春笋”上的蚂蚁译为“likemushrooms”等；而还有一部分原语形象需要译者进行创造性的想象和联想，其中有的是为了使原语形象更为贴切、鲜明，比如将“大吵大闹”；而有的则是需要译者译为“raisetheroof”克服文化、思维等障碍，创造性地还原原文形象，使其符合译语读者的审美心理体验。比如霍克斯将《红楼梦》“凤翥龙翔”中的译为“Likestatelydanceofsimurghwithhismate”（Simurgh是波斯神话中的一种能说会思的巨鸟）。

文学形象的再创作离不开形象思维中的表象、语象“象”和意象，而这三个维度的也是再现文学形象的心理基础（孙春旻2002：115）。翻译过程中的表象是译者在较长时间所记忆的一切与客观文本相关的感性材料的；“语象”总称，是再现文学形象的质料是20世纪英美新，“它并非意识中的象，批评学派提出的一个概念而是一种隐在语言中的象，它由感性而具体的语言所描述出（金元浦2009：来，不断激发着读者相应的感觉经验”140）。因为文学语言具有“指物”和“描述”的双重功能，译者最直接、初步感受到的形象是原语文字触动表象记忆调动出来的，很多的文学形象可以说都是语象级，《周易·系的；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立象以尽意”《文心雕龙·神思》辞》中的以及中的“窥意象而运斤”等都描述了意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西方文论也常提到这一概念，它是“意象派”诗歌创作方法的核心。翻译过程中，意象是融入译者主观认识和情感的客观转述，一部分原语语象背后有着极其丰富的文——想象（金开诚化内涵，通过表象的自觉改造运动—2009：100），原语语象进入译者大脑进行分解和综合得到还原，使译者的审美意象得到激发从而完成对意象、甚至是文化的阐释。例如，庞德创作的InaStationoftheMetro（《在地铁站》），

Theapparitionofthesefacesinthecrowd；Petalsonawet，blackbough．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Tr．杜运燮

，译者通过语言表象首先形成单个语象“faces”“crowd”，“petals”，和“bough”分别译成面孔、人群、花瓣和枝条，将语象组合之后，译者通过想象和联想在脑海中形成两组意象：一幅熙熙攘攘、人流涌动的地铁车站景象和一幅花朵开放在湿漉漉、黑色的树枝上的景，“crowd”，“faces”象对应湿漉漉的黑色树枝对应许多花

瓣，译者准确把握了原文中叠加的意象，并将其传递给读者，也将晦暗的背景衬托下的美好事物给人所带来的感受传达出来。

3．3情感思维

钱谷融在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文学创作是一种有情思维，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是“把情感作为对象（回忆、认识、再体验的对象）纳入一定的规范、形式中，（李泽厚1980：33）。情感思维就使之客观化、对象化”是以情感的心理体验为材料的一种思维能力，它被认为“人们在实践过程中以自己在以往实践中所形成的理是

智性的或理性的情感反作用于认识对象的思维形式”（黄治正、对译者而言，杨安仑1981：70），主观情感思维是对客观文本的态度的体验，是从自然感情上升为审美情感的心理过程。

译者的情感思维能力具体表现在译者从个人情感出发，综合各种情感因素对客观文本做出取舍和评价，并在情感的支配下从事再创作的实践活动。译者的情感体验首先是指译者以欣赏者的身份受到感染，以再创、“为文造“为情造文”作者的身份受到促动，符合创作中情”的基本规律，很多文学翻译家都是选择情趣相投作品进行再创作。其次，因为审美情感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译者对文本的情感体验总会体现在具体的翻译行为中，使译文具有独特的个人特色。但文学翻译作品绝不是译者个人情感主导下的语言转换，译者的情感活动始终不能如普通读者一般不受约束，翻译中灌注的情感应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作者的创作情感，二是原文人物或景物所表达的情感，三是译者的主观情感。要忠实地传达原文的艺术感染力，需要译者将这三种情感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其凝结到译文统一的情感基调之中。例如李《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流水落花春去煜的中最后一句、“落花”、也，天上人间！”将感情推向高潮，通过“流水”“春去”等自然规律的不可逆转，暗指南唐的灭亡和欢乐的消逝，其中传达了诗人的无限亡国之痛，以及对往昔美好的无限留恋之情。不同译者通过不同文字所表达的情感各不相同：

fallingpetals，allreachtheir译文（1）Flowingwater，homes，

Skyisabove，butmanhashisplace．

Tr．ＲobertKotewell＆NormanSmith

译文（2）Springhasgonewiththefallenpedals．

Andthewatersrunning．Whatadifference

Betweenaprisonerandaking！

Tr．黄新渠

s译文（3）Withflowersfallenonthewavesspring’goneaway，

Sohastheparadiseofyesterday．

Tr．许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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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沛的情感被视为诗歌的生命，因此译者需对原词有非一般的情感体验和共鸣，最终通过情感思维的有效整合使目标语读者享有同等的审美情感体验，译文一所传达的情感不够强烈，很难让人感受到原文的弦外之音“WhatadifferenceBetween及诗人深深的哀愁，译文二的aprisonerandaking”则将诗人原本含蓄的情感外露出“paradiseofyesterday”来，译文三却是真实情感的升华，让读者在悲情中细细体会诗的意境和美感，引人深思。

3．4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是“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是人在已有的知识经验的基础上，从某种事实中寻找新关系，找出（赵光武1999：359）。作为人类的高级精神活新答案”

动，文学创作中新形象的产生、新概念的形成以及新方法的使用更有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参与。而文学翻译是基于客观文本的再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一部译著都是译者创造性思维的成果，思维的转换、译语的生成往往伴随着直觉、顿悟和灵感，这三种心理现象是构成创造性思维的主要部分。

直觉是主体根据以往的知识经验对客观事物的一。翻译直觉是指译者通过长期的翻译实践，“再认”对种

新出现的翻译现象、语言表述或审美体验，不经过严密的逻辑过程而直接快速对其进行辨认、得出结论。直觉的作用是帮助译者对原文内容、形象、主题思想、艺术价值等进行初步的认知和判断，并能运用相应的翻译策略迅速准确地找到意义的对等项。因为没有经过复杂的逻辑推理，使直觉具有或然性，即结论不一定为真。例（TheGreatGatsby）中有一如高克毅翻译的《大亨小传》

“NotthatdayIcarriedyoufromthePunchBowltokeep句

yourshoesdry？”“PunchBowl”译者将这个专有名词译为“酒钵号”游艇，但译者在谈论翻译经验时直接表明这一处译文为直觉使然，认为是“美国那些买得起游艇的阔佬，在船上饮酒作乐，唱戏把游艇起个跟醇酒美人相关”（高克毅1995：61），‘PinkLady’后来才知的名字，譬如“PunchBowl”道是夏威夷的火山遗址，也是新婚夫妇蜜月旅行之地。因此，翻译直觉必须经过验证才能确定其准确性。

顿悟是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术语，引自佛教禅宗对教义的觉悟和了悟。文学创作中，作家会遇到突然解决久久萦绕心头的创作难题的情形，这种豁然开朗的感受便是顿悟。译者的顿悟也会产生于阅读原文和表述译文的过程中。首先作为读者，译者可能理解不了原文的某——受他人或者种表述或者意象，通过改变观察的角度—某物的启发，突然能获得正确的判断和形象；而作为再创作者，译者在翻译时也会苦于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方式来与原文的意义和形象相匹配，也可以在外力的启发下突然找到“达意、传神”的译语表述。例如，翁显良‘weari-（1983：54）在翻译《华尔登》一书时提到原文中“someanddissipating’‘浪两个形容词，难在后一个。译作

”他忽然费精力’固然不切；译作‘消耗精神’也不大好。《红楼梦》想到中的一处表达为“精神耗散”觉得尤为贴，“精神耗散”切就是顿悟所得。

、“兴会、“天机”“应感””中国古代常用等术语来描述创作过程中出现的灵感现象。灵感是指“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突如其来颖悟和理解的一种特殊的思维活，动”有时也被认为是顿悟，两者都需要积累大量的知识经验，都需要对形象进行对比、分析，且都是瞬间产生；只是顿悟侧重于突然获得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灵感的结果是产生新颖的形象、新概念或新思想。杨苡——漫谈40年译事》（1986：36）在《一枚酸果—一文中描：“有一夜，……我嘴里不知不觉地念叨着Wuther-述的

ingHeights……，苦苦地想着该怎样译出它的意义，又能……忽然灵感自天而降，基本上接近它的字音，我兴奋“呼啸山庄”！”“呼啸山庄”地写下了四个大字的译文表述正是灵感所赐。

3．5模糊思维

模糊思维是文学创作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思维——模糊的艺术形象构思、形式，作者借助模糊的手段—表现手法或者语言，使表达对象具有生动、鲜明、典型的“只可意会，文学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言传”的说“似与不似之间”法，国画大师齐白石作画妙在都说明了模糊性思维的魅力。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模糊思维首先作用于对原文的理解上，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设置某种“模，糊”以求创造一种模糊的意境或形象，或者表达一种模糊的情感，最终化作语言呈现出的模糊的美感和神秘感。每一个读者的理解过程都是对作家模糊思维的接受和延续，由于模糊思维下所表现的语言具有很大的张力和弹性，会使读者对作品产生不同的解读，而这正是译者的再创作之难，译者需反复研读原作，甚至要再现作者的思维过程，其中的模糊思维是“力求透过模糊现（苗东升象把握模糊事物的本质，使思维达到清晰化”2000：78），也就是译者要以模糊语言为载体对信息进行加工、存储和提取，准确领悟原文的所有模糊性描述，像词汇、语法层的语义模糊以及模糊修辞的运用等等，并随着理解的加深，不断远离模糊转向清晰，切实体验到作品内在的意蕴。然后，译者的模糊思维要对译文的再创作进行指导，译者将原文的模糊性特征放在译入语的思维系统内考察，目的在于给译文读者传递具有同样审美效果的模糊美感。由于自然语言本身的多层次性、矛盾性等特征，以及文学语言的变化莫测，译者从选词、造句到成段、成篇都要斟酌是否准确再现了原文的模糊性特征，而此特征是否符合译文读者的思维习惯和审美倾：“Alittlemore向。例如在《哈姆雷特》中有一句旁白thankin，andlessthankind”，“kin”不仅使用了和“kind”的双声修辞，还用了典型的模糊语言“alittlemore”和“lessthan”形成对比，译者要清晰地把握哈姆雷特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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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的关系和对他叔叔的态度，以及蕴含其中的各种情感纠葛。朱生豪译为“超乎寻常的亲族，莫不相干的路，“比侄子是亲些，，人”梁实秋译为可是还算不得儿子”“亲上加亲，，卞之琳译为越亲越不相亲”三位译者都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思维过程，而前两个译文表达都过于直白，卞译似乎再现了这种亲与不亲的模糊感。

如果艺术思维是创作主体头脑中绽放的花朵（金道文学翻译译者头脑中开出的便是由各种行2010：143），

目艺术思维能力组合在一起的艺术思维之花（见图1），的是为了忠实传达对原文的审美心理体验，从而完成对文学艺术的再创造活动：

态，为世人呈现了大量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每一位译者都应努力让这朵思维之花开得超凡脱俗、赏心悦目，才能最大限度地传递原文之美感，再现原文之艺术。因此，要做好文学翻译，译者除了要加强文学修养，训练独特的心理素质，积累大量与翻译相关的知识经验之外，还需在遵循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基础上，积极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艺术思维及其转换的能力，如此才能使译者有别于一般的欣赏者，而成为具有个性特征和译文风格的艺术再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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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译者的艺术思维

在翻译的每个思维阶段，译者至少要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思维形式。可以说，译者的艺术思维是以抽象思维为前提，形象思维与情感思维为主导，创造性思维为辅助和模糊思维为手段的思维转换活动。每一种思维形式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抽象思维是所有翻译活动的基础，其他的思维形式都需要经过抽象思维的判断与推理，得到验证后才能被物化成语言；而文学创作的本质决定了译者思维是以传达形象与情感为主的，形象思维中必须渗透着情感，而情感总是要依附于一定的形象，所谓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在情感思维的推动下，才会有想象的驰骋，灵感的爆发。创造性思维主要解决理解、表述方面的突破性、独创性的关键问题，尽管稍纵即逝，但可能出现在其它任意一种思维形式中；模糊思维是以消除模糊性、追求形象的清晰性为目的，自然离不开形象思维和情感思维的推动。五种思维形式最终构成了文学翻译的艺术思维之花，它从整体上反映了译者翻译艺术的思维转换情况，再次验证了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作这一基本事实，无论多么智能的机器翻译程序都无法绽放这样的思维之花。

4．结论

：“文学创作说有文学思维罗新璋（1990：18）曾提到

或艺术思维，那么，文学翻译是否也有个思维问题？”答案是肯定的。译者的艺术思维之花竞相绽放，千姿百

“钱江学者”浙江省特聘教授，宁波大学外作者简介：屠国元，

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袁圆，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收稿日期责任编校

2013-11-16石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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