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蜕变及原因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蜕变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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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大学学报 作者：王春林 字数：3354

来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期

(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由一支较稳定的地方军阀集团迅速蜕变为各自为政的数支军队。这种蜕 变主要表现为东北军内部派系纷争的表面化,高级将领的离心和东北军对“三位一体”的背 离。东北军的蜕变是由于张学良的被扣、高级将领的裹胁和南京政府的分化,但归根到底则 源自其军阀属性。东北军的蜕变瓦解了这支地方实力派,但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整合。

关 键 词: 西安事变;东北军;蜕变;张学良

中图分类号: K 26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3758(2009)01-0061-05

自张学良主政东北起,东北军一直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 京而被扣,东北军不久即分裂瓦解。这种从稳固到瓦解的蜕变表明这支军阀集团的稳定性在 事变后遭到破坏。目前学界已有一些关于西安事变善后的研究成果［1］,但对于东 北军 在西安事变后的蜕变的研究似乎不够深入,因而笔者拟对东北军的蜕变及原因作以探析,以深 化对东北军的研究。 一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京而被扣,东北军因而失去统帅。在蒋介石的军事压迫和政 治分化下,东北军内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迅速激化,致使这支军阀集团发生蜕变。 首先,东北军内部派系纷争的表面化。曾任杨虎城秘书的米暂沉认为:“东北军表面上是统一 的,实际上内部是不一致的,既有地域的界限,又有新老和学系的派别。自从张学良被扣后,东 北军内部群龙无首,平时内部的许多矛盾趋于尖锐而表面化。”［2］211此论断可谓 切中要害。东北军在奉军时期就有元老派与少壮派、陆大与士官派、东北与外省籍等派系之 分,这种派系之分一直延续到东北军时期。西安事变后,这种派系之争突出表现为元老派与少 壮派之间的对立。

张学良被扣后,中央军大兵压境,内战一触即发。面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元老派与少壮派都 激烈主战,这时双方意见一致。但在张学良致信西安方面主张和平解决后,元老派与少壮派开 始出现分歧,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主张先撤兵再谋营救张学良,少壮派 则仍坚持 先释放张学良再考虑从前线撤兵的问题。1937年1月19日,少壮派向中共代表团提出:只要蒋 介石不放张学良,就同南京决一死战,并表示对东北军高级将领主张和平解决十分不满［ 3］。在元老派方面,他们虽然倾向主和,但亦始终努力争取张学良的自由。经过几番交涉, 蒋介石于1937年1月19日致函杨虎城时明确表示:张学良回陕是“不可能之要求”［4］ 178。同日,张学良在致杨虎城的信中亦明确强调:“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 是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5］1277。但直至1月底,西安方面 仍然专注于张学良的自由问题。这时张语气更为严厉地表示:“若今日再不接受(中央方案

[C D2]笔者注),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 矣。”［6］150 -151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决策的元老派仍然作最后努力,要求给予张学良名义,最终迫使 蒋表示:“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中(蒋介石自称,蒋名中正笔者注)可保 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6］151。

但少壮派并不赞同元老派的主和做法,1月29日,东北军40多名高级军官在渭南开会讨论“战 和”问题。在少壮派代表应德田的鼓动下,在场的东北军军官形成了以武力争取张学良自由 的决议。中共经磋商后亦决定与张杨同进退［5］1287。但“渭南决议”与元老派的 主张完全相反,并且,这时“三位一体”面临的军事形势已极为不利［7］424－432。 于是,在1月31日有杨虎城、周恩来参加的“三位一体”最高军事会议上,东北军元老派王以 哲等仍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则认为“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 2］204。于是会议作出“先撤兵再营救张学良”的决定,从而否定了“渭南决议”。这引 起了少壮派军官的不满,为了维护他们的主张,他们于2月2日枪杀了王以哲等人,是为“二二 事件”。这一事件激起了元老派的复仇情绪。得悉事件后,与王以哲关系密切的缪澄流、刘 多荃由渭南前线回师报仇,少壮派被迫离开西安。派系之争的表面化反映了东北军已经公开 分裂。

其次,高级将领的离心。东北军是以张学良为核心的封建性浓厚的军阀集团,它延续了奉军时 期“兵为将有”的私军特点。在东北军内部,每支军队又以其将领为核心形成小集团,因而在 其军队中,将领都有着相当的独立性。这是军阀治军理念向下贯彻过程中的自然延伸,俨然在 一支军阀集团中存在着诸多的小军阀。因而高级将领们往往以军队作为自己升迁的工具,而 抛弃东北军的整体利益。以一?五师为例,时人即认为:“他们主要的思想,就是个人的升官 发财,此外部落式的封建思想很浓厚,对于三民主义无认识,对于政治无坚决的主张”［8 ］300。

这种特点在张学良统帅时期对东北军集团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整个部队对张学良都有着高 度的忠诚。但在张学良被扣后,这种特点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事变后,位于前线的缪澄流、刘 多荃即与中央军频繁接触,商议部队的整编问题。双方将领互通声气,备战氛围淡薄,这对东 北军的士气和营救张学良的行动是极为不利的。而后方的将领亦在各自打算。“二二事件” 后一些高级将领已纷纷寻找门路向南京输诚,表示不愿再留在西北,以免被红军赤化［9 ］189。沈克、檀自新亦在“二二事件”后宣布脱离东北军归附中央。其时,陈诚亦认为: “东北军对张汉卿已无信仰,自王以哲被戕后,尤其扫地无余,所谓要求放张回陕云云,不过少 数老人面子,事实则都不愿其再回部队,主持一切,以免再受其害”［4］188。陈诚主 要是从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角度评论的,虽未必尽然,却反映了部分东北军高级将领为谋私利欲 脱离自保的心态。

再次,东北军对“三位一体”的背离。一般而言,“三位一体”指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 的合作抗日,这自然包含了在地域上的互相依靠,又含有监督国民政府抗日的内容。在这一同 盟中,东北军是实力最强大的一支,张学良则是领导层的核心人物。在张学良统帅下,东北军 坚持三方合作抗日;一旦张学良被扣,在团体利益受威胁时,东北军即对“三位一体”开始背 离。

合作抗日是“三位一体”的主要政治内容,要求抗日也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在被 扣留后,张学良亦始终坚持维护抗日的大局。周恩来、杨虎城、王以哲等也都认为应以抗日 大局为重,以和平方式做好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同时争取张学良的自由。

但需要指出的是,东北军在“三位一体”中具有强烈的本位意识,本集团的利害始终是他们 的主要着眼点,这往往使他们目光狭隘。东北军最初加入“三位一体”的主要动机就是保存 实力,推动抗日。当东北军团体的生存受到威胁时,脱离“三位一体”就成为当然的选择。 少壮派虽主张依靠“三位一体”对抗中央军,但其武力对抗的对策则完全无视“三位一体” 合作抗日的方针。杨奎松亦指出,其时张学良迫于被扣的困境,对于“三位一体”也不再完 全坚持。他认

为“西北环境多所不便,如不遵从委座意旨,绝难挽此劫运”［6］117。 东北军 元老派在张学良被扣后对“三位一体”的信任也大打折扣。“二二事件”后,东北军的兵力 几乎还掌握在元老派的手中。他们认为杨虎城和中共在事件中支持和袒护少壮派,因而对两 方 产生不满［2］210。总之,在团体利益受威胁时,东北军领导层一致选择了脱离“三位 一体 ”,保存自己。这种背离是东北军集团的根本利益决定的,在当时情势下无可厚非,事实上其 时中共与杨虎城也有其自身利益的考量。但是东北军的背离使“三位一体”趋于解体,三方 分别与南京政府接触,造成事变善后处理的主动权丧失,东北军与张学良的前途都只能听命 南京政府了。 二

张学良所统帅的东北军,在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和国共内战中都保持着较强的凝聚力,但在 西安事变后月余之间却分崩离析,就在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打破了东北军固有的组织体系 的平衡。

首先,张学良的被扣。在事变前,中共就认识到:“东北军中现在极大的弱点是只有个别的 领导首长,而没有一个领导的核心”［10］35。米暂沉也认为:“自张学良接替张作霖 成为东北军的首领后,多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类似第二把手的人物,除张之外无人能够统率。” ［9］184尽管张学良送蒋离陕时,曾写下手令: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 (指杨虎城、于学忠笔者注)指挥。但是张学良的一纸命令未能改变东北军各自为政的 局面。在其被扣后,东北军领导层出现的权力真空是很难填补的,作为外省人的于学忠在地域 观念很重的东北军中无法获得其他将领的支持。这时,王以哲就以其在东北军中的威望成为 东北军的实际领导者,但是在一般军官眼中其统帅地位显然不具有合法性。当张学良的人身 自由发生危险时,执行可能使张学良失去自由的“妥协”政策的王以哲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少 壮派打击的对象。“王以哲的死使东北军失去了最后一个核心人物。”［11］287

“二二事件”后,顾祝同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认定:(东北军)“现失重心,无人统率,故 人心恐慌,对杨氏及赤匪,均难信赖合作”［4］168。张学良的被扣使东北军失去了团 结、稳定的核心,因而凝聚力大为减弱,其作为一个团体已经很难维持。

其次,高级将领的裹胁。东北军自士兵到高级将领都有着强烈的抗日要求。张学良后来即坦 承:其时“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摇动大 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8］109。其时的中共则认为,东北军正处在转 变为 抗日的、革命的过渡时期,“但东北军内部转变的速度是不平衡的,有的部分则处于最先进的 地位,有的则转变得异常迟缓,有的则尚未开始转变”,“东北军内部觉悟程度也极不一致 ”［10］30。

为准备抗日,张学良在东北军中建立了抗日同志会,该会吸收了许多具有抗日思想的人才, 主要包括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和东北流亡人士。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为掌握东北军全军秘密抗日 运动的中心,开展了各种抗日活动［12］。然而,对于张学良的联共抗日政策某些高级 将领 并不完全赞同,只是慑于张学良的统帅地位而不得不服从。事变后,高级将领的小军阀的特点 突显出来。齐锡生在分析北洋军阀时期的军阀结构时认为,高级将领是集团领导与参加者之 间的中间人,“集团领导和参加者的距离拉长了,忠于谁的问题就模糊了”［13］56。 这种特 点同样适用于承袭自奉军的东北军。东北军的广大官兵没有明确的觉悟和强有力的组织坚持 其主张,在整个东北军集团瓦解时,他们只能追随其长官行动。檀自新、沈克公开脱离东北 军而投向南京政府,其部队亦随之而去。缪澄流等对联共抗日政策也仅是有限地执行张学良 的命令而已,因而在南京政府的军事威胁下,他们选择了向南京政府靠拢。在投靠南京政府 的决策中,军队将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时中下级官兵与将领之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 。这再次说明了高级将领对军队的发展走向具有绝对的、独有的支配作用,中下级

官兵在这 种大问题上没有选择的余地。这种军队将领的独立与专权,正是其时军阀军队的共性。

再次,南京政府的分化。东北军在失去东北地盘后,已经沦为一个较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流亡 军阀集团。但东北军毕竟是相对独立的地方实力派,西安事变前后的“三位一体”局面又挑 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因而蒋介石不会放过这样一个瓦解东北军和西北半独立局面的绝好机 会。1937年1月1日,蒋介石表示: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5 ］1245。其后,蒋介石又详细阐释其方略:“在前方,对逆表示应激急严厉,多对军事说话, 而政治之运用则属之后方。如此前后策应,刚柔并用,乃易达成目的”［6］194。中央 军前 线将领樊嵩甫亦认为,张部将校亦不认同张听赤化分子之诱惑,“然以畏破坏团体之名,不敢 先发难。政治解决,张杨所属当能就范”［6］128。与此同时,中央军前线将领与东北 军前线将领积极接触,执行分化政策。

中央军的大兵压境和扣留了张学良是蒋介石的两大优势,这使南京在对西安的谈判中始终处 于主动地位,东北军则处于受挟制的不利地位。1937年1月7日,他致信张学良,威胁说:( 东北军)“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 ［6］103。张学良在这时也不自觉地成了蒋介石分化计划的棋子。为了求得自由,张 提出甲乙 两案供蒋介石参考,并希望在蒋介石解决西北问题中发挥自己的作用［7］410。他还 积极 劝说西安方面接受中央的安排。1月7日,他致信东北军军官:(我们的血)“不是为内战而流的 ,切盼诸兄在此短期间设法勿发生内战”［5］1256。

在军事与政治压力下,东北军自乱阵脚。“二二事件”表明:少壮派“恰恰正中了蒋介石挑 拨离间,分化瓦解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奸计”［14］。东北军集团因而迅速走向瓦解,随 着杨虎城的接受改编,西北地区被重新置于中央的统治之下。

第四,东北军的军阀属性。东北军承袭自奉军,尽管在张学良的影响下具有较强的爱国思想 ,但在军阀习气下还是自然地形成了以张学良为中心的地方军阀集团。何柱国更进一步指出 :“张学良也受到封建传统的影响,他统率东北军的思想基础是伦理上的忠孝,是绿林中的 侠义。”［11］274“东北沦陷以后,东北军散处关内各省,他仍然是全军乃至流落在 关内的东北人的领袖。”［9］99

东北军的地方主义色彩十分浓厚。在用人上,再以一?五师为例,“因他们部落式的封建思 想很深,所以自连长以上的官佐没有一个不是辽宁人”［8］301。在政治上,东北军的 地方 观念重于国家观念,集团利益总是被优先考虑。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制定的《“分期整理东 北军计划大纲”的四项方针》中有两条即着眼于消除东北军的军阀性,其一,“纠正过去东 北军封建观念,使逐渐变成国家武力,能担负国防上责任,以作为收复失地之先锋”;其二 ,“灌输各级军官之国家民族思想及服从中央拥护领袖之精神为主旨”［4］159。

齐锡生认为:“一个派系用强调个人关系和抑制上下级、同级人员之间关系所形成的低水平 的结合,使它对困难具有很低的克服能力,特别是在改换首领之时这种脆弱性就暴露无遗。 ”［13］59东北军的军阀属性使其组织稳定性在先天上存在缺陷,国家意识和政治意 识淡薄 ,其团体的组织和凝聚力更多地依靠乡土关系。这种旧式军队的稳定性十分脆弱,因而极易在 失去领袖和外力压迫下发生蜕变。 三

1937年2月8日,顾祝同率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整编会议随即开始。缩编东调后,东北军 分处各地,在其后的抗战和国共内战中日渐衰微。

西安事变前,东北军是一支以张学良为统帅的较稳固的流亡军阀集团,在政治上倾向联共抗 日。事变后,东北军各自为政,政治上也背离了“三位一体”。东北军的蜕变是因为张学良

的被扣、高级将领的裹胁和南京政府的分化,以及其封建军阀的属性,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 瓦解了东北军的凝聚力与稳定性。

事实上,在失去东北地盘流亡关内后,东北军对中央依赖日渐增强,其集团凝聚力和稳定性 已经开始削弱。只是因为军队对张学良的忠诚和信赖维系了这支军阀集团的相对巩固和稳定 ,其不稳定因素也因而暂时潜伏,东北军这支军阀集团也得以暂时保存。但西安事变的发生 与善后对这支军阀集团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各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突现出来,该集团的团结 、巩固已难以维持。

民国时期,一支军阀集团中的高级将领的忠诚度问题始终是该集团的稳固以至生存的关键, 由于固有的独立性,高级将领对集团的离心倾向是始终存在的。在一定条件下,一支部队就 可能脱离某军阀而投向另一军阀,这在民国政治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像东北军这种实力强 大的军阀集团在突发事件后完全解体的事例是不多见的。东北军的蜕变就在于内外因素使其 所属军队的生存面临危险,为自身的生存考量,集团的利益就被将领们置于次要地位。可见 ,一支军阀集团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始终是相对的,其构建与稳固该集团的落后方式决定了其 部队忠诚度的有限程度。

东北军的蜕变还表明:东北军的抗日与联共思想实际上仅在张学良统率下得以实行,换言之 ,是在张学良的权威下实行。广大官兵(尤其是部分高级将领)并未完全接受,仅是机械地 执行而已。当张学良的权威消失,而由高级将领决定其部队走向时,他们的立场就完全显现 。这反映了这支旧军队与现代国家的军队有很大的差距,它保有较多的军阀属性。在其时的 中共眼中,东北军“是有转变为抗日军队的可能的统治阶级的雇佣的军队”［10］41 。除去 这种定位的政治色彩,它道出了东北军的抗日诉求与组织不坚固的缺陷,东北军的蜕变使其抗 日诉求让位于军队生存。

东北军的蜕变,使得一支具有强烈抗日诉求的地方实力派走向分裂瓦解。尽管张学良曾表示 ,“凡是一个现代国家,军队都是国家的”［15］。但这是他在深陷囹圄的时候发出的 声音, 他不得不接受东北军遭到分割的现实。但在另一方面,东北军的蜕变是在国民政府的强势背 景下发生的,东北军的地方性是国家统一的障碍,其蜕变反映了国民政府对这支地方实力派 实现了全面控制。因而,东北军的蜕变有利于国民政府消除地方主义和强化中央集权。在抗 战初期,周恩来就曾撰文指出,“今天要消除现有军队的一切派系,要消灭保存实力及把军 队作为个人工具的观念,要消灭上压迫下、官压迫兵、军压迫民的一切军阀制度”［16 ］。在 抗战的大局下,这种对军阀思想的遏制更是攸关国家的存亡。此外,张学良和杨虎城策划保留 东 北军和西北军于陕甘,从而形成西北半独立的局面,虽可起到监督中央政府抗日的作用,但却 威胁了国家的统一。因而,东北军的蜕变使得南京政府在筹划抗战方略时少了一支地方势力 的牵制,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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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utation of China's Northeast Army After Xi'an Incident and the Caus es WANG Chun-lin

(Histor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Historically the Northeast Army in 1930s was once a firm military group commande d by a local warlord before the Xi'an Incident. But, after the incident, it tran smuted into several mutually isolated and incidential troops. The transmutationwas characterized by that the disput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factionsinside the Northeast Army became apparent, the disunion of high-ranking officer s and the deviation of the Northeast army from the “trinity”, i.e., the unionof Peter H. L. Chang, Hucheng Yang and Enlai Zhou, a leader of CPC. The superfic ial reasons why the transmutation happened were that Peter H. L. Chang was place d under arrest, the coercive measures done by high-ranking officers and the dis integrating policy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Nanjing , but the root cause wa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warlords. The transmutationbenefited the un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t that timethough the powerful local hegemony in Northeast China collapsed because of the t ransmutation.

Key words: Xi'an Incident; Northeast Army; transmutation; Peter H. L. Chang (责任编辑: 刘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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