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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3杨海征） (270000410106) > 第二单元 > 教学案例 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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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故事

【导读】 毛泽东和朱德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道路。然而艰苦的斗争和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使根据地党内的一些人和党的上层领导中的一部分人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产生疑问，对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能否走得通更表示怀疑，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结合几年来的实际斗争，毛泽东挑灯夜战，把他已酝酿成熟的思想一口气地写了出来，从现实和战略的高度回答了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重要意义，科学地回答了红军中存在的疑虑。

井冈山斗争初期，条件极其艰苦。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下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面对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红军中流行着一种悲观的拼命主义。战士们把武装带称作“牺牲带”，当谈论到革命的前途时，他们便把两眼瞪圆，不无凄怆地说，“牺牲的时候，革命可能就成功了”。这种黯淡和悲观的气氛就像湿雾一样在井冈山蔓延散开。甚至有的干部们也私下议论起“红旗能打多久”和“井冈山要守到何时”等问题。时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他曾多次散布，“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饭、南瓜汤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山去，否则没法维持”。

毛泽东对此并不否认，他也感到寂寞和清冷。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坦诚地写道：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形势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起来；和敌人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即令如此，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他那“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的信念，他要朝着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

是坚持巩固的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而使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还是分散出击，打到山外，闯州过府，形同流寇，这是当时的重大原则问题之争。林彪力主分散出击。

1929年就要过去了。在岁末“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坚持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怀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

毛泽东也很向想给林彪写封回信。可一时还没有想好。林彪这时刚刚23岁。参加南昌起义时，他还是个连长，上井冈山后不久，就当了红四军的营长。1928年8月，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牺牲后，他接任二十八团团长。但是，毛泽东觉得林彪有个最大的毛病，那就是对时局的估量较为悲观，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毛泽东知道，林彪的这种悲观情绪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眼下，无论是在红四军还是在全党，忽视农村根据地的作用，坚持“城市中心论”者大有人在。中国革命要不要建立广阔的农村根据地？革命的道路到底应该怎么走？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1930年初，毛泽东整整花了五天时间，给林彪写了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

信中，毛泽东写道：林彪同志！我从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很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和流寇思想，他写道，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在信中，毛泽东再一次精辟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信中还对中国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伴随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发展，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发展，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发展，“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林彪振作起来，丢掉悲观情绪，迎接革命事业对他的选择，不辜负他本人对林彪的厚望。毛泽东写道：“??我们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准备收入这封信。时在东北的林彪闻讯，急忙致电中央和毛泽东，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封信。为不致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毛泽东善意地答应了林彪的恳求，删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对林彪的批评部分，把题目改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摘自《“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案例解析》，魏晓文、杨惠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版。

思考题：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中主要阐述了什么观点？

案例2：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三条驴腿”的故事

【导读】 这里选取河北省遵化县四十里铺“穷棒子社”农业合作化的一个案例。可以从中看到在那场席卷全国轰轰烈烈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发生在亿万农民中间的故事，从中体味广大贫苦农民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走合作化道路的情况。

河北省遵化县城东40里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庄，叫作“四十里铺”。一条蜿蜒的小溪把村子分为两半，东半边是“东铺”，西半边就是“西铺”。

西铺的互助组在两年的活动中，暴露出它所存在的矛盾。特别是它给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留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农民的两极分化现象并没有制止，仍有个别贫苦农民被迫出房卖地。应当怎么办？这已成为摆在西铺党支部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找到解决的方法，西铺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毛主席有关互助合作运动的教导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使大家认识到，应当把本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向前推进一步，建立起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秋收后，党支部就开始了领导建社工作。

党支部发出办社号召以后，许多农民踊跃报名，很快就达到了70多户。此时，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王悦跳出来进行破坏活动。王悦在暗地里造谣言，胡说什么“入合作社要吃大锅饭，共产共妻”，“入社个人财产全充公，再想拔腿就难了，最终还是该扛活的扛活，该要饭的要饭”。一些还残存旧思想意识的人受了这种反动宣传的影响，发生了怀疑和动摇，许多原来报名的户又退了，等把区委的办社批准书领回来，只剩下了三户。面对这种情况，王国藩等支部领导同志没有灰心，没有气馁，而是坐下来和坚决走合作化道路的共产党员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总结这次建社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办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必然会出现严重的阶级斗争，一定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同时还必须坚持党的阶级路线，贯彻自愿互利原则，才能夺取最后的胜利。

在上级党委的大力支持下，西铺的建社工作继续进行。党支部发动办社的积极分子，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澄清各种谣言造成的混乱，揭露阶级敌人破坏合作化的阴谋；对于那些暂时还不愿入社的中农户，采取说服教育和耐心等待的态度，决不强拉硬拽；而把贫下中农当作主要动员对象，凡是实心愿意入社的才吸收进来。经过几天的串连发动，报名入社的共有23户，绝大多数都是在旧社会扛活、讨饭、当劳工的贫苦农民。由这些户组成的西铺第一个合作社，终于在1952年10月26日正式成立了。在成立会上，大家一致推选王国藩同志担任社主任，并自报入社的土地、农具、耕畜。土地很快就报完了，总共230亩薄山地；报农具也很简单，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大农具；等到报牲口可就为难了，有1/6驴股的，有1/8驴股的，还有1/18驴股的，拿玉米粒计算的结果，总共才有一头驴的四条驴腿的2.8，勉强算作“三条驴腿”。这头驴，社里用三天，社外用一天，过个把月再给社外补一天。

刚刚成立的王国藩合作社，家底特别薄，除了那三条驴腿，几乎没有什么生产资料。反革命分子王悦见到合作社的穷日子，就讥笑他们是“穷棒子社”，妄图打击社员们的情绪，涣散合作社的人心。这时，在社内也有人产生了畏难情绪，想

向国家申请贷款。

缺少生产资料，合作社能不能巩固、发展？怎样才能克服面临的困难？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合作社召开社员会讨论这个问题。王国藩同志对大伙讲：“他们说我们是‘穷棒子’。但是我们人穷志不穷，难不倒，穷不散！”“党教导我们要艰苦奋斗。只要我们不怕艰苦，就准保能克服眼前的困难。如果‘八字没见一撇’就借下债，将来就会减少社员收入。”开会如磨刀，越磨越快，理越辩越明。通过讨论，“穷棒子社”的人面对阶级敌人的攻击、讥笑和讽刺，不但没有松懈斗志，反而更加坚定了走合作化道路的决心。大家豪迈地说：“我们一定要迎着风浪走，踏着困难行，坚决把社办好。”主张向上伸手的社员也很快打消了借贷款的想法。大家一致表示：我们要从生产上越过单干户和互助组，变穷社为富社，决不能靠向上伸手，而要自己动手，发挥集体力量，彻底改变“穷棒子社”的面貌。

有了雄心壮志，就有了迎战困难和勇气的办法。“穷棒子社”的社员打败了传统的旧习惯，变冬闲为冬忙，他们兵分两路：少部分壮劳力带领妇女老少做好春耕准备。以其余的壮劳力为主，组成一个19人的队伍，不顾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在隆冬季节远出30里外的山寺峪上山打柴，解决生产资料缺乏问题。20多天的战斗，凭着38只手，打回4万多斤柴，卖得430多元。

打柴换来的钱，本来应当用在添置生产资料上面，但由于当时生活困难，有的社员提出大家分掉过年。反革命分子王悦抓住这个机会，利用个别社员存在的春节应当“过肥年”的旧思想，暗地鼓动他们分光吃光。王国藩同志把大家请到一块，商量这钱到底能不能分，他语重心长地说：“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凡事须往远处看。咱要用这笔钱买了生产上急用的东西，明年的好收成就有了指望。如果分了吃掉，明年生产搞糟了，那就要让阶级敌人看笑话。”商量的结果，大家统一了思想，摆正了目前同长远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根据社内的迫切需要，买了1头骡子、1头牛、19只羊、1辆铁轮车，还有一部分零星农具。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有了大车没有套，有了耕畜没有料，此外，还有的社员家里没了口粮。但是，这点问题更压不倒“穷棒子社”的人们。他们一起动手搭起了羊圈、牛棚。他们又第二次上山打柴，17天的苦战，取来了210元的收入，不但买了草料、车套，解决了缺粮户吃的问题，还添置了1头驴、11只羊。就这样，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困难和阶级敌人新制造的阴谋，又一次被他们克服和粉碎了。

“穷棒子社”虽然添了些生产资料，但在生产上并不是就没有困难了。可是无论困难有多么多，有多么大，他们总是心中装着走合作化道路的大目标，鼓足干劲，靠自己的力量去一个一个地战胜它们??

“穷棒子社”从三条驴腿起家，依靠自己的力量，冲破重重艰难险阻，赢得了第一个丰收年，用事实对那些散布合作社要“穷散架”的人，作出了强有力的回答。这一年粮食亩产达到254斤，超过互助组上年平均产量将近一倍；粮食总产量45800多斤，扣除集体留粮以后，平均每户可分粮1400多斤；总收入6800多元，去掉各项开支，平均每户分配的收入达190多元。社里社外的许多人，想也没有想到合作社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社员会有这么多的收入。老贫农王生摸着那些几乎没地方盛的粮食，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想：要用过去的要饭瓢量这些粮食，咋个量法啊！这是走毛主席、共产党指引的路才得到的，这条路走完了，粉身碎骨也决不回头！

——《“穷棒子”精神放光芒》编写组：《“穷棒子”精神放光芒——西铺大队的经济发展》，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66页。

思考题：

如何认识毛泽东讲的“穷棒子”社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如何继承和发扬“穷棒子社”的艰苦奋斗精神？

案例3： 毛泽东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故事

【导读】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党政领导干部间发动了一场颇具特色的运动，即读书运动。所读的书主要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率先垂范，组织读书会，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书。毛泽东边读边思考，发表了不少重要谈话。事实证明，这次读书活动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形式。

毛泽东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是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省市委书记。这次会议，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着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察觉到的错误的情况下举行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给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他在信中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信中还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面临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

毛泽东建议读这两本书的同时，还说：“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随后，在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他一再重申了这一要求。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拟定的会议讨论的19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各部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由第一书记挂帅，纷纷组织了读书小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也先后组织了自己的读书小组。1959年底到1960年初，全党掀起学习运动。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早在1954年就出版了，1959年1月修订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19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20章起至第36章共17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总结。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在杭州，时间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1月4日。他建议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同志读书时，“三人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他自己就采用了这个办法，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书。陈伯达和田家英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胡绳当时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主编，邓力群当时是《红旗》杂志常务编委。1960年1月27日毛泽东到广州，2月4日读书会恢复，2月9日读书会结束。为了照顾毛泽东的作息习惯，和在杭州一样，读书会仍然安排在下午进行，一般从4时左右起到9时左右吃晚饭止。除去2月7日（星期日）休息，毛泽东实际在广州白云山读了5天《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具体内容是第34章至36章和结束语，每天大概读十几页。除了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也参加了在广州的读书活动。读书会由一个人读原书，一般是田家英读，有时胡绳读。读一段，大家就议论一下，主要是毛泽东发议论，但他要求几个人都要讲讲话。

毛泽东在读书和谈话时往往旁征博引，涉及政治、哲学等各个领域，但中心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从留传下来的谈话记录看，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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