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流变-第五讲：关键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流变-第五讲：关键抉择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好，同学们好，我们讲第五讲，第上讲当中呢，我们党在社会主义艰辛探索中有成绩也有失误，失误再一次教育教训了我们党，所以在文革之后啊，全党都在反思，由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事实上，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本身它有着深刻的辩证法。恩格斯曾经讲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他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讲的非常明白。文革结束后，整个中国社会不怎么乐观。我们叫国民经济面临崩溃，整个国家比较混乱，在此情况下我们开始反思。小平同志曾非常尖锐的指出“中国社会从1958到1979年的20年间内，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所以我们迫切需要一场新的变革。那么这个过程中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发展过程来讲，有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得不说。

首先，第一个事件，是解放思想的破冰之旅——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个背景我们首先回顾一下1976年10月6日，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在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的帮助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算是立了大功了，但是在思想理论上华国锋同志，我们又回到我们今天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点上，是吧。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华国锋又出错了。他当时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我们一琢磨啊，发现这个问题就大了，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典型的形而上学，僵化的思想。凡是毛泽东排过板的我们都要坚决拥护，我们做什么都要按毛泽东指示来做。而当时我们最迫切需要做的就是纠正文革的错误。但是按照两个凡是根本无法纠正文革，因为文革是毛主席的决策啊。毛曾经讲过啊“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生推翻三座大山，一生发动文化大革命。”。

第一个出来批判两个凡是的是邓小平。1977年的三四月期间，通过给当时的中央写信，以及找当时的中央领导谈话，旗帜鲜明提出反对两个凡是。尖锐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如果按照两个凡是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我们是炎黄子孙，如果对炎帝黄帝也采取如此态度，大概我们永远就停留在那个时代啊。请大家注意当时小平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时候，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遇啊。小平一生政治上三落三起。1979年到美国访问时候，小平很幽默的对卡特总统讲“如果在奥林匹克上专门设一块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比赛的话，我有资格

那这块金牌。”

第一次．被打到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支持毛主席被打倒。什么时候起来呢？遵义会议。第二次，就是文革一开始，和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了。时间较长。7、8年。到1973年邓小平二次复出。他大刀阔斧的整顿文革的混乱秩序，遭到了四人帮仇恨嫉妒。1976年4月五号，北京发生了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批判四人帮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就被四人帮污蔑我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并把邓说成了是中策划和后台，向毛主席告状。毛在无奈之下，1976年4月7号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把邓小平打倒。大家知道邓的没落是因为和四人帮的斗争而出现的。那么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按道理邓小平自然就应该出来了，对不对，可惜因为“两个凡是”，邓小平被打倒，也是毛主席的决策啊。所以邓小平在1977年给中央的信里面，也非常毫不避讳地讲，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邓小平被打倒，一定意义上也是毛主席的决策。小平被打倒的时候，我正在农村做知识青年，印象特别深刻，1976年4月7号，中央决定打倒邓小平了，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的高音喇叭，一遍一遍地广播中央的决议，其中最后的两句，是“根据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提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植物，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当然，“两个凡是”确实也挡不住邓小平。因为，邓小平的复出，也是党心、民心和军心所向。1977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场组织了一场国际足球邀请赛。就在比赛要开始的时候，大家突然惊喜地发现，在主席台上，多了一位久违的身影－邓小平，9万多名观众全场长时间地起立，向小平欢呼鼓掌，邓小平就复出了。但是小平出来以后发现，要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难度也很大。其实当时小平做了许多事情，比如恢复高考。我本人就是在恢复高考之后才有资格走进考场然后上大学的。那个时候中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根本的问题上，我们没有突破。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在新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两年徘徊期”，不是说没有一点进步，但是没有大的进步。关键在于理论上没有大的突破，仍坚持“两个凡是”。所以在小平同志的指挥策划下，我们打响了一场解放思想的战役。1978年5月11号，《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就是直接奔着“两个凡是”去的。大家琢磨一下，“两个凡是”实际是树立了一个错误的评价真理的标准，用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指示或决策来评价是否是真理，这个当然不对。

所以小平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强调，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点，马克思在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86年恩格斯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有非常清晰的描述，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一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当天就打电话给《光明日报》的负责同志，严加斥责。说你们这么大的胆子，敢登这样的文章。你这个文章是砍毛泽东思想的旗啊。这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罪名。当时《光明日报》的负责同志杨希光就找到中央党校校长兼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这个事件中，胡耀邦是当时小平最得力的助手。耀邦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就赶快到小平的家里汇报，说汪东兴现在讲这个事情是砍旗什么什么的。小平同志就耀邦说，你告诉那些同志，不要怕，有我呢。耀邦回来就找到这些写文章发文章的同志都不要怕。但在那个时候，高层的这个政治，有的时候有些话还不能明说，还不能说后面有邓小平支持我们。他只能暗示，但是这个暗示也是很清晰的。耀邦说，中国有句老话，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告诉同志们，高个子顶不住矮个子替咱们顶着。后来中央开会的时候，确实这个争论就出来了，汪东兴说这个事情是砍旗，小平就针锋相对，说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好文章。邓小平也不愧是邓政委，他是一个战略家，他早就做了深思熟虑的考虑。小平就提出来，说这篇文章到底是一篇砍旗的文章，还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好文章，我们干脆把它交给全党全国人民去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嘛。其实小平当然是胜券在握的。前面我给大家讲过小平的生平，他是系统地学过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费尔巴哈论》他都是读过的。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还是采纳了小平的意见。今年是华国锋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很有份量的纪念他的文章。其中也特别谈到，在关键时刻，华国锋同志能 以党的事业大局为重，支持了小平同志的意见。

随后，从1978年5月中旬到11月中旬大概半年的时间当中，全国上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实际上，也是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历史的时刻。（邓小平）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他就不能前进，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是非常深刻的一段话，永远值得我们汲取。这是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的预备会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发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当中的经典之语。

三中全会事实上恢复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的场景。

(邓小平讲话)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这是1978年12月在京西宾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会场，这是非常珍贵的历史镜头。由此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再一次来到了。所以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个重要的标志已经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第二次飞跃就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或者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标志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一系列党的重大创新理论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也开始了我们改革开放的伟大步伐。事实上，说到改革开放，一主面是我们高层的一个重大的决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是我们人民群众的推动。比强，1978年安徽小岗村就率先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声。说到此，同学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大家记得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下面我想问问在座的同学们，邓小平提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你们有没有琢磨过，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哪位同学能够说一下。

(男同学)我觉得发展生产力，直接是从促进生产力本身入手的。比如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改良生产工具，再改良生产对象。而解放生产力，应该是从生产关系着手，改变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以此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那主要手段是什么呢？ (男同学)主要是通过改革。

好，很好，请坐。我们的同学思考得很全面，这位同学确实把最关键的说出来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大多是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角度入手的。而发展生产力更多地直接作用于生产力的要素。以小岗村为例。当时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之后，我们农村的生产关系变成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坦白地讲，这种生产关系不适应当时中国比较落后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因为中国的农村生产力水平，比较适合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的耕作方式。搞成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结果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到1978年，小岗村，当时叫生产队，人民公社这条路实在是走不下去了。大家就在一起讨论，办法是有的，但是敢不敢搞。我们来搞包产到户，把田地、任务分配给每家每户，把该交给集体的任务交够，剩下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在当时确确实实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国为过去我们很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把一切好像只要不是公有制就是资本主义的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包产到户等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把它当作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这种滔天罪行来批判的。当时这些农民要搞这个东西很有勇气。最后，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没有别的出路，最后还是从实际出发，决定悄悄地搞。最后18户农民的户主非常郑重地在一个联产承包协议书上按下了自己的红手印。这份协议书，现在已经成为非常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了，存放在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面。我看过这份协议收是很感人的。它除了开启了我们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以外，它有很多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美德的东西。比如说，当时大家这样做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一旦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那是不得了的罪名。所以当时这个村里面两个队干部就出来讲，说如果真要出事了，我们去担着，该坐牢该什么抓我们就行了。然后大家就进非常郑重地在协议书上面写上，说一旦上面来查这个事情，不能搞了，这两个人去担着，我们其他所有的人负责把他们家没有成年的孩子抚养到18岁。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签这个协议真是带有一点悲壮的色彩。但是这个协议一签，土地一分，奇迹就出现了，搞了一年的包产到户，全村粮食总产量由3万斤猛增到12万斤。这个例子就非常典型。大家看改革为什么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小岗村的农民改变的是什么？它没有改变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劳动者，也没有对生产工具有什么重大改良，劳动对象也没有改良。土地还是块土地，种了还是那把种子。结果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改革的力量。说到这里，又回过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确实要很准确。生产关系的变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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