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南京城墙砖文的几个问题

关于明代南京城墙砖文的几个问题

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 杨国庆

南京大学历史系 夏维中

明代南京城墙砖文，是我国现存的一组规模最大的砖文群，在中国古代砖文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缺乏系统、深人的研究。既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对砖文所反映的产地之收集和整理这一层面上，而对砖文所反映的其他方面的历史内涵和价值，则重视不足。近年来，这种局面虽有所改观①，但许多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鉴此，我们拟在长期调查、收集的基础上，对明南京城墙砖文的基本情形、历史价值等方面作一初步的论述，并就在城砖收集和城墙修复中如何更好地保护、利用明南京城墙砖文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不适之处，敬请指正。

一、南京城墙砖文的种类

过去对砖文的分类，主要依据其产地。对南京城墙砖文的收集、整理，大约始于20世纪50年代。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用来统计南京城墙城砖的产地，具体的数据有两个，即“二十八个府、一百一十八个县，工部及三卫、三镇制作”和“一百二十五州县”。此后，这些统计数字不断被改写，先后出现了包括府县以及工部、军队卫所等造砖单位在内的一百四十二个、“三十三府行省、十二州一百五十县和七镇”等说法；最新出版的《明南京城墙砖文图释》则提出“有三十二府、一百四十八州县、四镇，另外还有行省造砖、系统造砖的，共计一百九十个不同的署名单位”这一观点。依据这些统计数字，加上近年来新发现的一些砖文(如明代滁州全椒县烧造等)，造砖单位已经达到二百个以上。当然，随着新的砖文的发现，这一数字还会增加。 这种分类法，在城砖产地层面上对南京城墙砖文给予了一定的揭示，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南京城墙如此浩繁的砖文来说，这还显得不够。因此，南京城墙砖文的分类，应根据砖文的实际情况而重新考虑(限于篇幅，本文对明洪武朝之外的砖文，一般不展开全面论述)。

如果从明南京城墙砖文的内容上看，很大部分属于记名砖文类。这类砖文中数量最多的是位于长江流域中下游境内的一些府、州、县烧造砖。其中最常见的形式，砖文分别位于城砖两个侧面或在同一个侧面。

(一)砖文分别位于城砖两个侧面的格式。如一面为“安庆府提调官通判王士廉司吏邓由己望江县提调官主簿汪沂司吏陈智”，其另一面为“总甲胡溥甲首丁秀三小甲王宗四窑匠吴真七造砖人夫唐成二”。这类砖文的格式为“口口府提调官府丞(或主簿、同知、照磨、通判等一类官职)口口口司吏(或府吏等一类官职)口口口 口口县提调官知县(或县丞、主簿’、照磨等一类官职)口口口司吏(或典吏等)”，其背面的格式为“总甲口口口 甲首口口口小甲口口口窑匠口口口造砖人夫口口口”。

(二)砖文位于城砖一侧的格式。如“南康府提调官通判赵斌司吏游清都昌县提调官主簿房秉正司吏张伯行总甲叶勤甲首魏小甲马良窑匠余名造砖人夫汪均受”⑨。这类砖文的格式为“口口府提调官通判(或相当一类的官职)口口口 司吏口口口 口口县提调官主簿(或相当一类的官职)口口口 司吏口口口 总甲口口口 甲首口口口 小甲口口口

窑匠口口口造砖人夫口口口”。也有不同于上述的砖文。总体来看，砖文集中于单侧的要比分制于两侧的砖文，显得稍许复杂一些。

从上述的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造砖单位的记名，不仅有按府、县一级分类的，而且

也有按总甲、甲首、小甲一级来分类的，更有按地方、政府(如工部等)、军队、刑部犯人烧造、富户烧造等分类的。然而，南京城墙砖文的格式绝不仅仅如此，有的砖文位于砖的顶端，字数相应较少，如“建昌府”；还有不少其他格式的府县烧造砖文，如“吉安府泰和县造”⑩等。这类砖文大都属于早期烧造砖，也属于记名性质的分类。 南京城墙砖文中的纪年砖，屡有发现。属于明洪武年间的纪年砖文，大致有“洪武元年”、“洪武四年”、“洪武六年”、“洪武七年”、“洪武八年”、“洪武十年”等；永乐中后期以降，则由工部统一烧造用于对南京城墙修缮的“正前丁酉口口造”、“丙午年黑前”等纪年砖文。 除此以外，还有吉语、符号、字号等类型的砖文。如反映吉语的砖文：“吉”、“万”、“福”等；使用符号的砖文：“o”、“(三)”、“φ”等；字号砖文在这类砖文中有一定的数量：“五”、“六”、“九”、“十”、“十三”、“二十”、“九十”等……

从制作技术以及方法上，明南京城墙砖文主要有模印、刻划、书写三种，几乎包容了中国砖文制作技法之大成。如模印，既有模印较小的秦代风格砖文，即戳印砖文⑩，也有大量印面几乎与砖面大小完全相同的砖文。而刻划一类砖文，有的相当精致，如我们收集到的“总甲刘口才甲首孙口口口小甲口口窑匠尤口一造砖人夫口九四”，就是在砖坯未干时用利器刻划的双线砖文；而有的砖文刻划得比较粗糙、随意。书写一类砖文，是南京城墙砖文技法中最少的一类，主要用于城砖送来南京后的再次收发，如“留守中卫常州府无锡县口长江口壹千伍伯口”，是在一块瓷土砖上，用墨书写的。总的说来，南京城墙砖文制作的技法，以模印技法为主，无论其数量、还是规范程度上，都占主导的地位。

二、砖文与南京城墙建造的关系

学术界对明初南京城的建造过程，历来存有争议。在文献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南京城墙砖文提供的资料信息，则不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发现多处“墙中墙”，如1958年南京市城建局编制的《南京城墙现估表》中，就有在“小东门一金川门”段城墙内发现“以小城砖砌有矮墙”的记载；1998年，南京市文物局对南京城墙东面前湖段坍塌豁口进行前期抢救性清理中，也发现了“隐藏”在大墙中的小墙；我们在月牙湖南侧城墙外，同样发现了用块石垒砌的“墙中墙”。在对不同地段的“墙中墙”进行初步分析后，我们感到这些地段所谓的“墙中墙”，即为1366年之前朱元璋早期建造的“新城”城墙。我们除了发现墙中的小墙用材不同，还在前湖段距地面1米左右的墙体上，发现了“临江府新县洪武四年均工夫造”的纪年砖。根据这块砖文提供的信息，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洪武四年十月“修筑京师城垣”的记载@，我们初步推断前湖段的“墙中墙”是洪武四年(1371年)至洪武八年(1375年)之间对该段城墙进行改筑修缮的遗存。

对于一些含有明南京城墙城门名的砖文，目前收集的还很不完整，如“石城四号”、“神东”、“神西”、“洪武门三”、“金川门”等。这些含有城门名意味的砖文，据我们初步分析，可能在明南京城建造城门时，分别专门烧制的。 在对南京城墙砖文的实地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如在洪武十九年“新筑后湖城”的墙体与今解放门接合部(即今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大门前墙体)约50米目视距离的原始墙体上，我们根据砖文发现有二十二个不同府县烧造的城砖。这种不同府县烧造的城砖，如此密集于这段城墙，应该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在对中山门至太平门段城墙实地调查中，我们还通过砖文、城砖质地发现一段墙体拐弯处是两段墙体的接合部。因为在拐弯处向前湖的一侧，墙体内的城砖为袁州府洪武十年烧造的，墙体外侧为饶州府洪武十年和南昌府丰城县烧造的；而在拐向琵琶湖的一侧，墙体上的砖文则显示这些城砖是应天府江宁县、上元县、溧阳县、溧水县等在洪武六年至洪武七年烧造的。通过砖文来确定城墙的接合部，对我们今天了解当年南京城墙的建造是非常有益的。

在南京城墙砖文中，我们还发现当年朱元璋建造南京城其他一些建筑专门烧造的城砖，如用于明孝陵建造而烧制的“陵工”、“黑左陵”；建造南京粮仓而烧造的“仓蒋”、“仓周”、“修仓陶”、“修仓王”等。这些城砖，很可能是被挪用于南京城墙后来的修葺。这类砖文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当年南京城的维修，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关于砖窑，过去发现得很少。因此，曾有专家对南京城墙城砖是否在产地直接烧造表示过怀疑，并推测可能是城砖产地的民夫携带粮草赴京烧造的@。但是，根据城砖质地以及在安徽繁昌调查的一座明初砖窑遗址来看，这种怀疑根据不足。

1998年底至1999年初，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在获悉安徽省繁昌县有明代采石场及烧制城砖遗址的线索后，先后两次组队前往繁昌实地调查。在繁昌县博物馆的支持和参与下，先后调查了新港、新淮两地烧制明城砖古窑址近三十座，对其中一座仍保留当年原始状态的窑口进行了初步堪测。“通过对明代砖窑窑址出土的残砖铭文与我馆馆藏标本砖铭文的相互印证，首次认定安徽省繁昌县新港镇和新淮乡两地遗存的城砖砖窑遗址，就是明洪武年间为建造南京城墙而烧制城墙砖的砖窑”。这两次的实地调查，为我们认识明初烧制南京城墙城砖民窑选址的特点、砖窑的结构与形状、每窑出砖量多寡以及群体组合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而可靠的实物资料，填补了明南京城墙关于城砖烧制方面的空白。

三、砖文所反映的明初农村基层组织

南京城的建设，与明初农村基层组织的酝酿、确立过程大致相当。因此，砖文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明初农村基层组织方面的信息。

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全国推行的里甲制度，基本上确立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基本模式。但是，对于这一带有浓烈江南地域背景的重要制度的历史渊源，以及在明初的具体酝酿过程，我们并不是十分了解。到目前为止，洪武三年(1370年)湖州府小黄册之制，大概是我们唯一能在文献中找到的相关史料。因此，像南京砖文这类的实物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应该说，就目前掌握的砖文而言，我们并不能在上述的问题上有根本性的突破，因为我们至今仍无法确定现存数量最多的一类砖文即“总甲口口口 甲首口口口 小甲口口口 窑匠口口口造砖人夫口口口”这种格式实施的准确年代以及与里甲制度的具体关系，而这些却又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即便如此，南京砖文仍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在洪武十四年编制里甲时，乡以下的“都”这一地域区划已成为重要的依据。许多学者在研究里甲制度时，往往对此不解。其实，“都”作为南方地区乡级以下的地域区划，早在南宋、元时就已形成，并在赋役编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做法也必然要被明初所继承。不过，由于有关文献记载之不足，过去我们对洪武十四年以前“都”的现实作用并不十分了解，往往偏重于推测。而相关砖文的发现，则为我们提供了实物证据。在现存的砖文中，我们不仅发现了像“廿七都”、“南昌府宁县二十三都”、“宁县五都清号”、“口八都洪武四年均工夫”之类的简单记载，而且还发现了像“南康府提调官通判赵斌司吏游清都昌县提调官主簿房秉正司吏张伯行九都人户孙口口”这样内容详细的砖文。这些砖文清楚地表明，“都”在明初既是重要的行政区划，又是徭役征发的基本单位。

洪武十四年在全国推行的里甲制度，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宋元以来南方地区农村基层组织长期演变的结果。但是，我们至今仍无法十分清楚地了解洪武十四年以前该组织的酝酿过程。不过，南京砖文似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希望。为了叙述方便，兹以江西烧造的城砖铭文为例。在洪武初年的砖文中，我们发现江西也像其他一些地区一样，施行以计亩出役为原则的“均工夫”，如“临江府新喻县洪武四年均工夫造”等等，到洪武七年(1374年)前后，则发生了变化，这在砖文上也有明确反映，如“l临江府新喻县提调官知县口口典吏口口洪武七年城砖司吏制四十一都人匠张秀”等等。我们甚至还发现了记有“里长”字样的洪武七年纪年砖，

如“袁州府临江县提调官韩及古司吏黎焕张里长徐士行烧砖人杨口五人户李伯显洪武七年口月口日窑匠许伏”。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明确记载提调官、司吏、匠人以及“口口都里长口口口”字样的分宜城砖。这种式样的城砖，年代应早于该县大量烧造的“总甲(首)甲首小甲”格式类城砖。这些砖文对我们了解里甲制度的酝酿过程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四、砖文提供的其他方面信息

南京城墙砖文的价值，还体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兹举一例。 利用南京城墙砖文，弥补史料记载的疏漏遗缺，是南京城墙砖文的重要价值之一。如《明史》中记载：“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对此，吴智和先生认为：“如此以外地人来履新，人地生疏，在语言上首先就得大费周章，何况摆在眼前还有待理的万般诸事，身疆(强——笔者注)体健的年轻县令，多不能堪，至于年老气衰的高龄县令，那就更不在话下了。”那么实际如何呢?我们通过南京城墙砖文以及文献资料，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例证，那就是安徽繁昌的“刘权”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在去年赴安徽繁昌调查砖窑遗址时，发现砖窑遗址中残砖的砖“……照磨钱仁司吏施祥……提调官主簿刘权司吏何泽”。根据现存有关砖文，可知残砖砖文应“太平府提调官照磨钱仁 司吏施祥 繁昌县提调官主簿刘权司吏何泽”。而砖文中记载的这位刘权及其父亲，就是二位典型的北人南官。据道光《繁昌县志》载，刘权的父亲刘赓原任宛平县主簿，洪武初年受命“制砖窑于繁邑……赓亡，复命子权袭其职……”刘氏父子在繁昌主持城砖烧制的数年中，恪尽职守，体恤民情，受到当地民众的爱戴，“父子继美，曲体民情，地脉坟茔，必加保护。工既竣，即以陈冲等处田土赐权及子孙”。在新港明代砖窑遗址布局上，仍可看出当年刘氏父子的独到匠心——既便利于城砖的运输，又不破坏当地的“地脉坟茔”。到了明弘治八年(1495年)，朝廷“停止烧造官员”后，繁昌县百姓请求刘氏后人留在繁昌，“合邑高其义请刘隶籍于繁”∞。通过这一例证，我们大概会对前引吴智和先生的观点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

另外，南京砖文还反映了大量底层百姓的基本信息，限于篇幅，仅举一例。有人曾发现过一块反映当年建造者疾苦的砖文：“似从工作到如今，日日挑柴吃苦辛。一日秤来要五百，两朝定是共千斤。山高路远难行步，水深堤滑阻工程。传语诸公除减少，莫教思苦众军人。”这类砖文，由于其内容的特殊性，因此显得相当珍贵。

五、结 语

上面就明初南京城墙砖文的种类、内涵及价值等作了粗浅的叙述。不过，就目前情形而言，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在城墙修复过程中更好地重视和保护城墙砖文。

有计划地征集各种城砖标本，是目前保护砖文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我们在广泛征集散砖的同时，也应有的放矢地收集各种城砖标本。而征集的标准，不仅要考虑到城砖的产地，而且更要充分考虑到其他方面。由于砖文的铭刻特点，散砖一旦重新上墙后，其砖文的完整拓制就相当困难。另外，我们在城墙修复中，也应重视对砖文的保护。过去的有些做法，现在必须重新考虑。如为了保证城墙修复后的牢固性，过去往往用水泥做黏合剂，从而造成对砖文永久性的损坏。现在看来，用砂浆等做粘合剂应该说更为合理。又如以往出于美观的考虑，往往把砖文显露于外，其后果是风化严重，不利于砖文保护。这种做法也值得商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对砖文价值认识的进一步提高，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砖文保护方面进行许多有益的尝试了。

注释：

①王剑英在其《明中都》(中华书局，1991年版)中，曾较早地提及明中都的城砖铭文。王克昌等编著的《明南京城墙砖文图释》(南京出版社，1999年)则首次以拓片形式公布了一批城砖铭文。其他较多涉及南京明城砖铭文研究的论文则有：季士家《明清史事论集》(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王少华《南京明代城墙的建造》(《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安徽繁昌明城砖窑址调查报告》(同上，1999年第5期)；杨国庆《明代南京城墙建造年代考略》(同上，2000年第9期)。

②季士家、韩品铮主编《金陵胜迹大全》(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③王少华《南京明代城墙的建造》(《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 ④季士家《明清史事论集》(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⑤王少华《南京明代城墙的建造》(《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

⑥王克昌等编著《明南京城墙砖文图释》(南京出版社，1999年)第177页。

⑦王镛、李淼曾把砖文的内容和形式分成记名、标记、吉语、年、记事、墓志、地券、随笔等八类，同时又把砖文的制作过程分成模印、刻划、书写等三类。参考《中国砖文》(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7页。这种分类法是依据中国古代砖文的整体情形而总结出来的，与南京明代城砖铭文的实际情况稍有出入，因此无法完全沿用。

⑧王克昌等编著《明南京城墙砖文图释》(南京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⑨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馆藏资料。

⑩已收集到的砖文资料。这类砖文有一定数量，虽未署名，仅仅记载了府县，但也属于记名砖一类，有一定的代表性。

⑩杨国庆《明代南京城墙建造年代考略》(《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 ⑥王镛、李淼《中国砖文》(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6页。

⑩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藏资料，如湖北“荆州府石首县”砖文的一方砖文，还有数量不少的造砖人夫姓名的砖文。

⑩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藏资料。

⒂《南京文物志》第51页，方志出版社，1997年。 ⑩杨国庆《明代南京城墙建造年代考略》(《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见附照一、二、三。

⑩下关附近“墙中墙”用砖，规格明显小于明城砖；前湖段“墙中墙”用砖，基本与明城砖一致；月牙湖向南外侧“墙中墙”却用石块垒砌。

⑩《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⑩杨国庆《明代南京城墙建造年代考略》(《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 ①王少华《南京明代城墙的建造》(《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藏资料；我们已收集的资料。

⑨《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

④这二十二个县分别是：新建县、高安县、如皋县、丹徒县、铜陵县、贵池县、临川县、太湖县、玉山县、上元县、崇仁县、当涂县、南昌县、奉新县、宁都县、彭泽县、蕲州县、广济县、湘阴县、永新县、庐陵县、永丰县等。

④如周风、周盛槐在《南京城墙上的南通砖》一文中提出：“有没有由本地出银两交外地加工烧制，后交差事的可能性?”(《南通古今》1999年第2期)

③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安徽繁昌明城砖窑址调查报告》(《东南文化》，1999年第5期)。

③纪年砖文是最有价值的砖文之一。其确切的烧造年份使我们的考察有了准确的年代依据。目前我们发现年份最晚的纪年砖，是洪武十年(1377年)袁州府烧造的。其砖文为“袁州

府宜春县提调官主簿冯口司吏陈口口，烧砖人夫诸口口口人户汤俊可，洪武十年口月”。这一砖文至少能让我们推定，在洪武十年以前上述的“总甲(首)甲首小甲”格式仍未施行。从另外一些砖文的内容来看，我们仍倾向于“总甲(首)甲首小甲”格式是在里甲推行之后实施的。兹举几例：

1．“总甲周伯峰甲首周伯常小甲伏山寺窑匠关”；2．“总甲俞应寿甲首龙洋寺小甲俞达夫窑匠朱洪七造砖人夫俞达夫”。寺庙必须一体当差，大概是洪武十四年里甲实施后的事(参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第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如果这一推断成立，那么我们就应充分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里甲制度下朝廷是如何组织这样大规模的徭役的?而明初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少。我们甚至可依此来进一步确定明初南京城墙修筑的具体年代。当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利于上述推断的证据，如“总甲彭志道甲首周云睡小甲姚廷睡六十八都人夫王以文造砖窑匠黄顺七”这一砖文，即属此例。不过，如果我们能确定“总甲(首)甲首小甲”格式是在洪武十四年前施行的，那么意义就更大，因为这证明在洪武十四年之前，里甲制度就广泛存在了。

④《明史》卷七十一，志第四十七，选举三，总页第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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