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人品与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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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人品与词风

[摘要] 苏轼是我国词史上有突出贡献的伟大人物，在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造诣。其词风多变，婉约者动人清新而深沉，豪放处雄奇如天风海雨逼人。然而其人生道路是坎坷多舛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造就这位旷世奇才；其人生的指导思想也是复杂的，儒释道三者兼而有之。本文从其儒家思想与早期婉约词风；道释思想与后期豪放词风两方面的关系，论述苏轼人品与词风。提倡学习苏轼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 苏轼，人品，词风，婉约，豪放，儒，释，道

“言为心声”。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即是人类社会生活史和心灵史的结晶。我们不难发现，苏词在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词人的人生志趣，“流露出它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

【1】

。因此，解读苏词必须同时解读其伟大的人生。本文试图从苏轼早期受儒家思想的影

响，其性格特点与其婉约词在词史上的创新的关系；苏轼参悟道释思想后，其思想、人生态度的改变对其词风转变的影响两大方面， 就苏轼人品与词风的关系而述其万一，聊抛引玉之砖。

一、人生际遇

欲为圣朝除弊事，身世浮沉雨打萍。韩文公和文天祥的诗句就很好地概括苏轼的身世。苏轼，四川眉州人，字子瞻，初字和仲，自号东坡，谥号文忠，洵次子。青年得志，参加进士考试获第二名，受欧阳修器重而入朝为官。为人忠直无私、敢于直谏，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意之事，便觉“如蝇在食，不吐不快”。他满腹经纶，有超人的远见卓识。时遇王安石变法，他以其非凡的洞察力，预见王氏变法的不可行性和危害性，于是给当朝宋神宗皇帝上万言书，建议实行仁政，具陈青苗贷款法的弊害，指出“因推行变法，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1】因此，他不可避免地遭到罢黜。由于生性使然，苏轼自此在宦途中屡谏屡贬、三起三落，一生过着流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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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最终客死在遇赦北归的途中。苏轼的人生是多灾多难的，其人品也有多方面的表现。不同的人生追求受不同的思想取向的影响，决定其不同的创作风格。

二、儒家思想对苏轼婉约词风的影响

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的。苏轼是个饱学之士，三教九流无不精通。他“主儒术而不迂腐，遵佛道而不自溺” 【2】，儒家的“三纲五常”，以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教条深深地影响着苏轼。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苏词首先反映了词人积极入世的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表现在君国之忠、身世之感、师道之尊、夫妻之爱、以德为政等一系列题材的词作上。形成苏轼婉约词的自家面目——清新深沉的婉约词风。

（一）忠君爱国、忧国忧民 如39岁时作于海州至密州途中，思念子由的《沁园春·孤馆青灯》中，以陆机陆云兄弟比拟自己昆仲，抒发“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奋励当世志” 【3】的赤诚。

又如《阳关曲·赠张继愿》中，通过汉唐盛事旧事的描写，反衬宋皇的治国无能，同时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时愤。

以上两词抒发了词人强烈的爱国热情，而这种爱国热情就是希望自己能为君国效忠，自己的才华能为世所用，这正是儒家入世思想的反映。

（二）咏物伤事、感怀身世 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和词与原词据刘崇德考证，应作于苏轼被贬黄州市的元丰四年（1081年）春天（《文学评论丛刊》第十八辑第166页）。张炎认为，词不宜强和人作（《词源》卷下之《杂论》），尤其是此《水龙吟》原词先用险韵，和之就更难。而苏轼和此词则驾轻就熟，信手拈来。王国维认为和韵似原唱（《人间词话》）；彭玉平认为和词“亦东坡亦杨花，将传统的赋物境界和人格境界打通为一”【2】；本人则赞同恩师彭玉平先生的说法，试想,“落红难缀，晓来遗踪何在，一池萍碎”。这不正是词人此时身世心境的写照么？通过杨花化萍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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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抒写词人的身世感慨，愈是感时伤世，积极入世的思想越发强烈，这正是词人清新而深沉的抒情特色。蔡厚示认为，词人“自出机抒，压根儿超出原词樊篱之外，否则若亦步亦趋去写，则必然失去自家性情和自家面目。” 【3】苏轼是断然不会步人踵武的，因为这不是他的性格。

（三）以德为政、政绩斐然 尽管苏轼多次被贬,但他 “政虽无术，心则在民” （《东坡集》卷三十四《谢雨祝文》）。他身为地方官，时刻关心百姓疾苦，多次上书为民请命，赈灾济民，建议朝廷应体察民情。《望江南·超然台作》反映寒食节贫民烟火不举的凄清，自己身为地方官不能为民解忧，而把美好年华在诗酒中消磨，不觉叹息再三。实际上，他在地方为官的政绩是斐然的，他处处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抗洪治水，修堤赈灾，兴办救孤院和医院，为负债受审的小吏题画救难??一件件一桩桩足以证明他是百姓的好官。

《浣溪沙·徐门石道潭谢雨道上作》： 照日深红暖见鱼， 连溪绿暗晚藏乌。 黄童白叟聚睢盱， 麋鹿逢人虽未惯。 猿猴闻鼓不须呼， 归家说与采桑姑。

词作于元丰元年（1078年）初夏，词人时任徐州太守。这年春天，徐州发生严重旱灾，苏轼曾率众往石潭求雨，得雨后，便往石潭谢雨，谢雨道上作此词。词人写沿途所见所感，融情入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一个与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的好官形象由此可略见一斑。

苏轼正是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他向宋神宗所提出的仁政思想。而仁政思想则是孟子思想的主旨。

（四）尊师重道、为人师表 如《水调歌头·快哉亭作》中对其恩师欧阳修始终怀着深挚的思念之情，着眼于当年景色，宛似当年在平山堂上倚枕所见，只是孤鸿远没，恩师仙逝，对岸山色似有若无，苏轼睹物怀人，更加景仰起欧阳修来，用平山堂比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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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突出对欧阳修的无限崇敬之情，苏轼一生对师友谊，情重如山，堪称后世读书人风范【3】。

（五）忠于爱情、情真意切 又如发妻王弗去世后第十年作的《江城子·已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此词作于词人被贬密州时（宋神宗熙宁八年）。不难看出，词中倾注了词人对亡妻的一往深情，也将政治上失意的失落感带入词中。“何处话凄凉，惟有泪千行。”妻子生前曾对他多有规劝，此时词人忠而被贬，飘零无依，伊人已逝，更与何人说？因此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不免悲从中来，感情笃挚而又深沉，如泣如诉、催人泪下，扣人心弦。笔者怀疑革命志士林觉民《与妻书》是否化苏词手法而来。儒家的宗旨是“取义成仁”，而以上这两种在人间亲情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又是儒家思想的另一侧面的反映。

从以上可看出，苏词题材广泛，表现手法各异。这些正是他不拘泥于成法的个性的表现。“他总是要标新立异，充分显示出可贵的探索精神。”【4】“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他正是以其超人的才思和画家的灵感从多视角多方位去抒写个性，以诗入词、以情事入词、以农事入词，大大的开拓了词的题材。“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题酒边词》〕，苏轼的出现，使宋词耳目一新，对词的发展有着开创性的贡献。

苏轼的三百五十多首词大多属于婉约词。“人们往往只看到苏轼对豪放词形成的巨大作用，而忽视了他对婉约词发展的贡献”，“无论就苏轼婉约词的数量、质量，还是他对后世的影响，苏轼对婉约词发展的贡献，都是不容忽视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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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苏轼的人品首先表现为积极入世、与人为善和重道义的因素，其思想基础是儒家思想，词人的内心世界有阴柔的一面，加上他喜创新的性格特点，其词风表现出婉约清新深沉的特色。

三、佛道的出世无为与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

如果仅就此而对苏轼的人品词风下结论，则未免有失偏颇。相比较而言，更能体现苏轼特色的，还是在其人生态度的转变之后的人品与词风的表现。

苏轼的人生是多灾多难的，命运总是揶揄着他。一次次的打击，使他的抱负不能实现，使他生活困顿、心力交瘁。因此，他参悟佛道，籍以从中获得精神上的解脱，苏轼的思想便由儒家的入世转向佛道的出世无为。因此，他宠辱皆忘、豁达乐观。不屈不挠的人格和艰苦卓绝的生活经历是其豪放词风的重要成因。不屈不挠的人格，超人的才思构成苏轼创作的激情，这种激情如潮涌，与其人生的坎坷相碰撞，回旋反复、激荡升腾而汹涌澎湃、气势磅礴。可以说，苏轼人生的指导思想是儒道释三教的合流。这些思想贯穿于他的人生和词作之中，因而在宋词坛上独劈新境，成为豪放词派的代表。

(一)英雄多故谋夫病、拣尽寒枝不肯栖 苏轼为人刚直不阿，嫉恶无如仇，至于自身的安危则置之度外。他多次上书直谏或作诗讽谏时政，这对于执掌当朝生杀余夺大权的统治者来说，简直是芒刺在背。因此，他们无不处心积虑地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多方捏造罪名，不择手段地大兴文字狱——“乌台诗案”；何况宋神宗是昏庸之辈，所以他自然听信谗言，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苏轼拘捕入狱。四个月的炼狱生活后，这位忠直之士被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文（相当于被剥夺政治权利）。受政治上接连的迫害，词人借词抒发自己寂寞无依的情绪和志向，作了《卜算子》词：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惟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此词是否让人从中体会到词人既不合流俗，又极其失意，满怀忧的心境呢？“咏物词写到这样是又不是，入又可出的地步，是一种极高的境界，故其高。是黄庭坚称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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