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子“和谐”社会的思想(3)

论老子“和谐”社会的思想

那么，这样“治世”起来，哪里还有一点担忧和忧愁呢？ 后就“法制管理”来说。老子认为，“法令滋张”的结果，就必然会出现“盗贼多有”。为什么？老子明确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人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故“法令滋张”的结果，必然导致“言出法随”、“政出多门”，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这就不可避免的给各级官绅贪污、勒索百姓造成可乘之机，各级官绅从中混水摸鱼，就会导致百姓在不能摆脱重负之下而沦为“盗贼”，甚至造反和起义。同时，在老子看来，“法制”本质上表现为“以力服人”，而与“以德报怨”、“以德服人”相悖。故“法令滋张”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百姓产生“畏法”、“惧法”的心理，和产生逆反心理，而导致负面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失去法制的真正效力，失去民心。因此，“慎法”和“少法”，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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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子“无为而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在这里，可以给老子的“无为而治”下一个定性的结论：老子所谓的“无为而治”，它是突现“民心”和“契约”思想的反映，是统治者顺应民心的治世立场和态度，是统治者的立场向百姓立场靠近，甚至一致的根本办法和措施，是统治者消除“武”、“戈”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德治”政治，并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重要表现。

然而，时至今日，理论界对老子的“无为而治”仍存误解。有人认为，“无为而治”是“阶级调合”。这是错误的。因为，老子清楚的看到，在阶级对抗的情况下，一旦统治者忙于“利已”，则必然导致“伤民”。而正是“伤民”，使得在阶级社会中历来“武”、“戈”不息，甚至出现被统治者的“造反”、“起义”，带来社会的震荡。故在“利已”和“伤民”之间，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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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无为”，方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同时，老子认为的这种“无为”，是在不影响既定的统治秩序之下的，并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无为”。故这种“无为”，保证了统治者在“契约”关系中的“一般既得利益”，而杜绝，或者牺牲的是统治者超越“契约”关系而对“特殊利益”的追求。可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经济调合”并不存在。正是如此，老子的“无为而治”，就不是反映的一般阶级的“经济”范畴之间的斗争问题，不是反映的一个“经济”问题，不是反映的“阶级调合”问题，而是反映的一个“是否顺乎民心”的“政治”问题[3]。 在老子看来，只有统治者顺乎民心，才能最大限度的代表百姓的意志，才能最大限度的调动起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从中，也就实现了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

还有人认为，“无为而治”就是“放任自流，不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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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限制干涉”、“不管理或少管理”、“少干涉、少作为”和“有管理而不干涉”等等，这些认识完全是错误的。因为，老子的“无为而治”并非是不要管理、减少管理，其根本，是在于强调以“契约”为基础的管理。其道理勿需多说，且看历史事实。西汉初，由“黄老之术”所形成的“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大政方针，无疑的，就是西汉初期的“契约”关系的集中反映。期间，汉初统治者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实现社会稳定，和增强国力，维护和执行了这个“约定”，或者说“承诺”。因而最大限度的保障了百姓，特别是农民的利益。但是，在杜绝“伤民”、“伤农”方面，则打击豪强、抑制商贾；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甚至消灭了那些引起社会动荡的诸侯王。可见，“无为而治”就是不要管理、减少管理之说，失之偏颇。

综上所述，老子揭示的“德治”政治思想，它以老

论老子“和谐”社会的思想

子的“无为而治”观、“善恶”观，和“契约”观为条件，因而构成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条件。那么，这个“和谐”社会是怎样的呢？这就是：统治者只有自觉将“有为”变成“无为”，将“刚强”变成“柔弱”，并甘居“柔弱”的地位，实行“德治”政治，这样，才能够实现统治者的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才能够代表百姓的意志，并使统治者的社会“利益”与百姓的社会“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使“武”、“戈”止息，出现“德善”、“德信”，和上下“同心”、“同德”的政治局面，以共同实现对社会历史的推进。正是如此，老子的“和谐”社会就出现。

由此可见，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其伟大意义在于，如果说“国家”、“阶级”的出现深刻表现为人类“文明”的话，那么，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就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具有承前启后的、至今有着强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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