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综合国力对翻译的影响与制约(2)

第3期古娟：论综合国力对翻译的影响与制约·21·

的文化，使其他国家更加了解和认识自己，获得平

等、互相尊重的交流方式，就需要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在文化战略中取得制高点。

二国力对译者翻译文本选择倾向的影响与制约

译者的文本选择倾向会受到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前者如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以及目标读者等因素，后者则包括译者的文化观、历史观、文学观、哲学观、审美观以及他所接受的教育等诸多因素。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的客观因素之一。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会决定其文化传播力的强弱，文化传播力的强弱是综合国力的一种体现。对于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翻译，文本选择大多来自强势文化，因为弱势文化需要从强者那里吸取更为发达的科学技术或文艺成就。而由弱势文化翻译到强势文化中的文本则多是用于满足和迎合强势文化中的某种特殊诉求。[8]

刘宓庆在《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中指出“谈到翻译，人们就首先想到文学，这个观念是‘西方式’的，他们似乎只想看到人家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美国，译论百分之八十以上谈文学”。[3]譬如将亚洲文学译入西欧语言中大多是为了满足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与好奇。由此可见，这些发达国家的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时，更倾向于文本是否能够满足读者精神层面的某些需求。

而在国力较弱的国家，翻译活动常常以文化战略为考量，翻译活动为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服务，或者说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他们更注重翻译的实用性。这些国家的译者翻译时，往往会倾向选择与学术、科技、经贸等相关的文本，以此从中汲取先进经验，促进本国国力的发展。纵观中国翻译的历史，其翻译传统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文化战略考量，从以前的民族忧患意识发展到当今的民族复兴意识，文化战略无不影响中国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我认为基于社会发展的前瞻性翻译是中国翻译的中心任务。我们应该发扬清末学术翻译及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的传统，这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经验”。[3]刘宓庆的这段话无疑再次证实了综合国力对译者翻译文本选择倾向的影响与制约。

而将异域文本中的差异性特征降低到最低程度的翻译策略。而异化法是指译者为了故意对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进行冲击而保留原作的一些差异性特

[9]

征的翻译策略”

译者选择翻译策略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的影响和制约，也可以说，国家实力基础上的文化软实力是制约译者翻译时采用归化抑或异化译法的首要因素。由于权力的差异，在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交流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对话。这种不平等在翻译策略体现在：“当强势文化翻译弱势文化文本的时候，强势文化自认为比弱势文化更自然、更进步、更具有普遍性，倾向于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对于弱势文化的差异性往往用自己文化中的东西去取而代之；在行文上往往追求译文的流畅，注重透明的传达原文文本的意义，而对原文语言方面的特性则采用一笔抹杀的做法。而弱势文化中的文本被翻译到强势文化中的时候，往往要迎合强势文化中的语言、文化和文学上的规范，将弱势文化中的差异性特征涂抹干净。”[9]在翻译活动中，国力总是在背后以文化实力的表现形式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图里也提出，译文文本的调整程度在各个文化中有所区别：在特定文化中翻译越是处于边缘或次要地位，译文所作的调整就越大。相应，如果翻译的原文是来自某种“主要”或“有名的”语言或文化，处于“次要”或“弱小”地位的译语语言/文化对原文的“容忍程度就越高”。[10]弱势文化要想在不平等的对话中凸显自己文化的差异性，就必需像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在将弱势文化文本翻译到强势文化中时，有意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

四国力对译者社会地位的影响与制约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文章讨论的译者地位不是对译者主体性的讨论，如译者到底是作者的“仆人”、“传声筒”，还是“操纵者”、“改写者”。文章要讨论的是，因为综合国力的差异，译者在不同国家所处的社会地位。

翻译活动总是由社会的需要引起，不管是原语文化的需要，还是目的语文化的需要。译者社会地位的变迁与一定时期的社会需要有着莫大的关系。一个国家越大，国力越强，就越不需要从国外输入（input），那翻译和译者的地位就越不重要；相反，国家越小，国力越弱，就越需要建立和国外的联系，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也就越重要。国家的大小和力量对翻译的影响是不应该被低估的。[11]CayDollerup的这段话充分体现了综合国力与译者社会

三国力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与制约

翻译策略主要是指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是1995年由美国学者L.Venuti（韦努蒂）首先提出的。“归化法是译者为了制造出透明、通顺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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