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所以由此三章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当时,梁启超主张维新变革,以“变”之形式使中国变得强大起来,可以与世界各国比肩而立也。但是在面对法之如何变的问题时,“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在开学校,在变科举,所有这些最终又需依靠体制的变革,这即是说,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必须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提下,并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实现。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远见灼识,这对今天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也提供了一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二、关于教育的变革。 我们在阅读本书的内容时就可以明确的知道,梁启超先生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教育弊端而提出的一些改革方法,在《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等论文中都有提到当时清政府统治下的教育制度的所存在的问题,并且都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解决方案。
在《学校总论》中,梁启超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而民智开于学,兴学立于教,因此,教育是系乎国家兴亡的大事!那么,为什么会有学校不兴,教育不立的现实呢?梁启超指出,这都是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所使然。统治者为箝制思想,便用制义、诗赋、楷法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如此便使学校存其名而无其实。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中国惟有陈旧落后的兵器与狂妄自大的士人来与列强的坚船利炮对抗,最终只能落得个割地赔款的下场。面对士、农,工、商、兵五等级的划分,封建等级深严的制度,日日腐朽的清王朝,我们只能埋首叹息。 在《论师范》中,梁启超指出,国之兴,在于兴学,学之兴,系乎教师,教师是学生心目中的上帝,其道德文章对学生影响很大,因此,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所以,“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主张:“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遍设小学堂,同时辅之以师范学堂。小学堂之教师由师范学堂之学生充任,以小学堂教学之效果,来检验师范学堂教学之效果。如此,“则天下之士,必争自鼓舞”,“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 在《论女学》中,梁启超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的惊人之论。梁启超列举了世界诸国之女学状况,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也最强,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也次强,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则其国得存已为辜事,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梁启超说,到了太平之世,国界、种界、兵事全无,男女也无有分别,男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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