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框架下的受教育权理论初探(6)

人权框架下的受教育权理论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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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殊义务

儿童是受教育权的主要主体，受教育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儿童的权利。如何看待儿童的权利，或者是否将儿童的权利放在各国社会发展优先考虑的地位，这与受教育权的国际保护密切相关。《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旨在增进儿童权利保护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若干国际公约和区域性条约重申了这一原则。该原则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具有条约法的效力，而且在于它特别强调儿童作为权利主体来加以保护的理念。《儿童权利公约》是迄今为止缔约国数量最多的国际人权法文件，上述规定无疑代表着整个国际社会对儿童权利保护“最大利益原则”的“法律确信”。可以说，儿童权利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为受教育权的保护工作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引擎”。

六、我国的受教育权状况

1、有关受教育权法律救济的程序性规定较少

目前，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文件对程序的规定相当薄弱。很多已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属于宣言性立法，条文多为原则性的规范，没有多少程序性规范，致使法律规定难以收到实效，立法的精神难以实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都规定了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有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的权利，但没有法规对“有效措施”作了细化，

或规章对学生申诉制度作进一步的具体规定，缺乏专门负责受理学生申诉的机构和人员、关于申诉时效、申诉后处理机制等方面的规定。学生申诉制度在法律性质上定位也不明确，是行政裁决制度?是行政复议制度?还是一种非正式的法律救济制度? 因此,在现实中很少有高校充分实行，以至于迫使学生不得不放弃申诉途径。

2、司法介入缺乏法律依据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42条规定了受教育者具有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但《行政诉讼法》等相关程序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 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些规定的不确定性带来了司法介入教育纠纷的不确定性，况且我国高校法律地位不明确，致使很多受教育权利被侵害的事件，只能以受教育者权利受到侵害致使财产受到损失为由，转化为民事赔偿，最终使公民受教育权侵害案件往往既不符合行政诉讼要求，又与民事诉讼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使得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的诉讼以不在受理范围为由被驳回，结果得不到应有的司法救济。

3. 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对侵害受教育者权益的法律责任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

如《义务教育法》规定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不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应当承担的责任不明确，也没有规定学校违反职责的法律责任，不仅不利于督促未成年人的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履行义务教育职责，也给处理学校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案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此, 行政机关在对这种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决定时难以形成具体内容，也很难对违法行为人产生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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