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4)

本文本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的社会背景以及简单的三曹的文学成就

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和沉迷声色。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色彩。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稽康、陆机、陆云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迫，托体同山阿。”（陶《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无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有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从陶诗看来，他不再是一个自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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