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艾伯特·埃利斯的治疗不是责备这些人，而是努力向他们表明，他们的行为方式是自我挫败性的。治疗的关键是，要向他们表明，他们的犯罪行为对自己是有害的。
③莫茨比(M.Maultsby,1975)更广泛地将这些技术应用于犯罪人的治疗之中。例如，在缓刑犯和假释犯中应用合理情绪疗法，将15~20名缓刑犯和假释犯组成治疗小组，进行为期3个月的治疗活动。每次进行集体治疗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合理情绪疗法进行讲解和讨论。通过使用这种治疗方法，似乎降低了这些犯罪人对假释官的敌意。一旦犯罪人学会了不再使自己心烦意乱，他们就能更好地在别人的帮助下解决自己的问题。
④考克斯(S.Cox,1979)描述了利用合理情绪疗法治疗男性酗酒罪犯的情况。在治疗中，要求80名男性酗酒罪犯参加治疗计划。在这些罪犯的年龄在21~62岁之间，主要是白种人。所有人在以前都被监禁过至少一次。在进行治疗后，这组罪犯每个月的违纪行为从20次下降到6次。在假释后的前6个月中，只有2个人的假释被撤销。在13个表现良好的男犯中，在假释后的2个月内，只有6个人的假释被撤销。
⑵国内研究：
我国学者刘邦惠、黄希庭(2005)，采用人格障碍诊断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问卷，对在押的220名男性罪犯的人格障碍及人格特征进行调查，调查的样本绝大多数是长刑犯，刑期在十年以上的占91. 8 %。研究结果发现：
㈠罪犯人格障碍的发生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且与普通人群存在极显著的差异。
㈡罪犯人格障碍与艾森克人格量表中情绪稳定性,精神质,内外向三个因素有显著的相关。其中，情绪稳定性因素与12种类型人格障碍及总分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精神质因素与除强迫型以外的11种类型的人格障碍及总分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内外向因素与表演型，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以及自恋型人格障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分裂样人格障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情绪稳定性因素可能是各型罪犯人格障碍的基本人格因素。该项测查结果还发现,罪犯各型人格障碍的得分及总分都显著高于普通人群，人格障碍的阳性率也非常高，这说明罪犯是人格障碍的高发群体，这似乎印证了人们的普遍看法。
课题的研究内容 20世纪90年代初期，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监狱学研究室研究员吴宗宪将罪犯的监狱适应不良划分为2种类型，其中一种即退缩性监狱适应不良，这是指罪犯将消极情绪指向自身，以损害、贬斥自身作为宣泄消极情绪的途径的监狱适应不良形式，这种适应的结果，会导致罪犯发生心理异常变化(包括冷漠、麻木、绝望、抑郁、神经症、精神病)和自伤自杀等。通常，长刑犯在服刑初期，逐渐熟悉并适应监狱服刑生活后，其表现特点主要是:对监狱的环境和管理的不适应心理明显,情绪不稳定;罪重刑长,对未来看不到希望,没有明确的目标，心理负担较重，对周围的人和事也持有较高的警惕性。而到了服刑中期，则是一个长刑犯接受刑罚处罚过程中的平稳期，这一时期一般持续时间最长，是罪犯服刑生活的主体部分。罪犯经过一段时间的监狱生活后，对服刑改造环境和监狱的各项管理已基本适应，并会表现出以下特点：情绪相对稳定,能够安心服刑改造;在监狱人民警察的指导下确定了自己的服刑目标，能够以行为规范和罪犯考核标准来要求自己;罪犯在平稳期的表现容易引起监狱人民警察的懈怠心理。另外一方面，在长期的严格管理中，罪犯监狱人格化倾向不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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