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存在论三阶段与文学介入说

萨特存在论三阶段与文学介入说

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小说家、戏剧家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已经去世多年，但是中国学术界仍然在不断谈论萨特。1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多么新潮或者厚重，而是因为他在面对世界和人生存在时与传统思想有了重大区分，并对中国的20世纪后半期思想变革和个体生存话语关注有着重要的价值。就思想的锐度和广度而言，萨特确实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在哲学研究的对象论上，萨特不再像苏格拉底那样对客观对象加以哲学思考，而是运用现象学思考“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在研究方法论上，从客观世界抽身而出转向主观世界，将个人非理性意识活动作为唯一真实的存在，重建存在主义对世界的认识；在存在本质论论域，反对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而坚持存在主义的“我在故我思”，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在文学理论上，强调文学作品不在于描写什么，而在于强调内心复杂而虚无的感受，体验没有意义荒诞痛苦的人生。

一 萨特思想发生延伸的三阶段拓展

最初，萨特是以创作小说《恶心》(1930)开始思考人的存在问题的，并以文学形式提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没有本质的存在等于虚无”。21933年，萨特在一次知识界的聚会中受到阿隆的影响，于是决定到柏林学习胡塞尔的现象学，这对他以后全面进入哲学领域至关重要。1934年，萨特在柏林写《论自我的超越性》（Transcendance de l\）一文，开始具有法国现象学的思维特征。1936年发表《影像论》（L\）表现出萨特受到现象学影响以后的“现象学转折”的精神走向。1939年萨特发表短篇小说集《墙》，3提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另一个基本命题：“人是自由的，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这一年，法国对德国宣战，萨特入伍不久就被德军俘虏，在战俘营中，萨特读了马丁·海德格的《存在与时间》，使其对存在的思考更为体系化。

1943年，萨特出版重要的哲学代表著《存在与虚无》，认定在“上帝已死”后，人类生活处于虚无意义之中，这种背靠虚无的情状必然产生生存的焦虑。《存在与虚无》出版以后，哲学界正统权威对其论点加以拒斥，认为本书对法国哲学传统有离经叛道之嫌。1945年萨特做《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讲座。1947年2月在《现代》上连载《什么是文学?》4开始关注文学介入的问题。1960年萨特第二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辨证理性批判》出版，力求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相结合，将个人自由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进而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1964年出版《词语》并获诺贝尔奖却拒绝接受该奖。

在萨特看来，“存在先于本质”，这意味着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人是由他的行动来定义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仅是自我本质的选择。在自我世界里因没有上帝而被判定为自由的，当我被偶然抛到这个世界时就获得绝对的自由，这种自由要求我承担起我选择的责任。由于“存在先于本质”，人只有在实践活动中将对象“内在化”才获得自我本质，人是命定在自由中展开自我潜力与可能性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斑驳复杂，为便于阐释，我大体上将其分成三个阶段加以分析。

其一，现象学存在论思想的产生阶段(1934—1944年)。

萨特对现象学曾经花了不少功夫加以研究，并试图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与海德格的存在本体论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理论。5他将这种思考融进了被

称为“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的《存在与虚无》中。本书问世后销量很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直到战后萨特爆得大名，这部著作才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此后长期受到褒贬不一的评论。随着众多的读者成为本书的追随者，存在主义影响迅速扩大，成为20世纪法国哲学颇具影响的思潮。

《存在与虚无》是对精神现象学的重新审视。萨特通过对生命体验尤其是关于自由和偶然性的思考，把现象学方法论、理性本体论、身体体验论整合起来，用哲学体系形式阐释意识同存在的新关系。存在与意识、虚无与存在、自在与自为、世界与形式、偶然与自由、当下与超越等，在存在主义哲学视野中得到新的组合并产生新的意义。正是由于虚无性，使人的存在成为不断获得本质的存在，存在是偶然的又是超越偶然的。这样，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就在海德格《存在与时间》之后，开辟了一个关于哲学本体论、意识理论、人的自由学说、人的心理分析的存在研究体系。尽管萨特在写《存在与虚无》时受到海德格哲学的影响，但萨特的这本书与海德格《存在与时间》的哲学思想有着根本差异，并非是对海德格哲学阐释。而且，海德格对人们将他和萨特都称为存在主义者，颇不以为然，认为两者思维向度决然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存在先于本质”标明人的存在是特殊的、独一的、非重复的，只有揭示个人存在方式，才能理解其它一切事物的意义。存在的状态是孤独、烦恼、痛苦、畏惧、绝望、死亡。《存在与虚无》的基本理论意向是：从消解二元论建构现象一元论进入，描述反思前的纯粹意识如何超越自身而指向对象并显现世界，藉此说明“自为存在”与“自在存在”的差异性，然后进一步揭示“自为存在”在选择和行动中所体现的不可避免的“自由”，最后抵达人的存在的本体地位。萨特认为，人在“上帝已死”的时代人具有了绝对自由而成为自由的人，但在上帝不存在的世界，人无法用任何方式说明自我的行为是正当合理的。因而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换言之，人在世上处于无限的自由、无限的责任和虚无的存在的混杂中，人必须面对存在焦虑才能激发自我勇气而重新发现人生的意义，使人从虚无中不断赋予自己以本质，最终成为生成自我的本质。

无疑，萨特上述观点，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 Kierkegaard）、尼采、海德格的影响，并有新的拓展。萨特的“存在即自由”论述意味着，自为的存在因其虚无而自由。“虚无只有在被明确地虚无化为世界的虚无时，才能成为虚无；即，只有当它在虚无化中明确地指向这个世界以把自己确立为对这个世界的否认时，才能成为虚无。”6人只有不断超越，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自己的选择行动造成的。在我看来，人的自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仅仅是重新获得本质或超越自我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必得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超越并获得本质的问题。

其二，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的拓展阶段(1945—1959年)。

1945年10月，萨特在现代俱乐部做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humanisme）的多场演讲。7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一方面重申自己的“存在先于本质”说，另一方面尽力拓展出“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维度。他坚持认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有一种东西它的存在是先于它的本质的，它是在可能被任何概念所界定以前就已存在了的，这样的东西，就是人，也就是如海德格所说的人的实在性。我们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意思是：人首先存在着，首先碰到各种际遇，首先活动于这世界——然后，开始限定了自己。若依存在主义者看来，一个人如果无法予以限

定，那是因为人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成为什么。只是到了后来，他才成了某种东西，他才把自己创造成他所要成为的东西。因此，就无所谓人的天性，因为没有上帝来给予它一个概念。人赤裸裸地存在着，他之赤裸裸并不是他自己所想象的，而是他是他自己所意欲的——他跃进存在之后，他才意欲自己成为什么东西。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什么也不是。这是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原则。”8

人的本质是自己的选择行动形成的，现成的供人选择的价值标准是矛盾而相对的，因此人的选择是自由的。人在自由、选择和责任面前，必定处于孤独、烦恼、绝望的存在状态，这是一些积极的状态，因为它们引发了行动。萨特的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承认，人处在焦虑之中。人必须承担焦虑（anguish），舍弃（abandonment）和绝望（despair）。存在主义的目的不是使人进入焦虑绝望之中，而是强调一个人有所行动，他就应该选择他所意愿选择的。“这种构成人之要素的超越关系（不是说上帝是超越的，而是说是自我超越的）和主观性（意即人不是自我隔绝而是永远呈现于人的世界之中）才是我们所说的存在意义的人文主义，这就是人文主义，因为我们提醒人，除了他自己之外别无立法者。他本身在这样被弃的情况下，必须自我决定。也因为我们指出由于我们经常追求我们自身以外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一种解说或者某种特殊的体认，而不是由于回返自己，人才会自觉为真正的人。”9人所需要的是去重新发现他自己，是去了解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从他的自身中拯救他。于是，萨特终于在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论基础上构筑出自己的新本体论，一种使经验能够综合超验物，理性能够包容非理性的实在论哲学。在这个意义上说，存在主义不仅是思想的学说，而切是关于行动的学说。

其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阶段(1960—1973年 )。

以《辩证理性批判》（1960）出版为标志，萨特提出了他的建立在“人学辩证法”基础上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认为个人与社会在现代性中陷于异化又反抗异化，历史就是在异化与反异化的对抗中展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很全面，但是仍然存在着“人学空场”，因而企图建立“人学辩证法”的思想体系，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辩证法（dialectique constituante）（当它以自身的半透明性在个体的实践中把握自身时）在它自己的工作中发现了它的局限，并被转化成一种反辩证法（antidialectique）。这种反辩证法，或者叫做反对辩证法的辩证法（消极性的辩证法）必须向我们揭示出群（séries）是一种人类集合（rassemblement）和异化，异化表现为在群性成分中同他人和劳动对象的中介关系，表现为共同存在的群的模式。”10

事实上，萨特打算建构的“人学辩证法”，将人的内心世界夸大为整个世界，除了人的内心世界之外他甚至不相信有其它的存在。个人的行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集体，进而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行动反映了集体的愿望和要求，同时这种愿望和要求又包含着社会深层的历史趋势，因而个人的行动就成了历史运动的象征。这就意味着，辩证法如果存在的话，那就只能是总体化过程中许多的个别性所造成的许多具体的总体化的活动。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存在，即人的社会存在对于个人来说只是种异化，他是人必须加以接受的本质，但却是人的自由的障碍。所以，萨特的思想始终有着悲观、焦虑、绝望的色彩。可以说终其一生，萨特都将他的存在主义看成自由的自我不断进行“自我选择”的努力，人的未来并非已经命定，而取决于人们自己的选择，而“选择”的自由恰恰是人的存在的权利所在。越是在艰难的环境中，人越是需要不放弃选择，而是按自己的意志独立思考并进行选择，因为“存在”即“自我”，“本质”是由“存在”的不断展开而获得。获得自我本质成型的过程，就是维护

人的尊严和自我存在的意义的过程。

作为文本写作高手的萨特，善于运用文学方式传达自己的哲学思考，尤其是善于运用小说和戏剧的形象化优势阐释其思想学说，使其传播面更为广泛。他以文学作品直接介入当代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通过哲理性极强的戏剧冲突，将生命虚无和个体选择的两难置于戏剧冲突的中心，具有存在主义的对抗性和和强烈的艺术效果。

二 萨特“文学介入观”与“为今天而写”

萨特的文学理论观与其哲学观紧密相连。1947年萨特发表的《什么是文学?》11当是最能代表其文论立场的著作。在书中，萨特进一步体系化了“文学介入说”，坚持作家必须通过作品对当代社会、政治事件表态，从而保卫日常生活中的自由精神。“介入”既是哲学概念又是政治学概念，萨特在文学领域中推进“介入”观念，事实上是将文学纳入了哲学政治学范围进行思考。12

在萨特看来，作家写作是和读者阅读都是自我自由的选择。写作和阅读是主体的人双方之间的“一个慷慨大度的契约”。真正有责任心的作家向他者的自由发出吁求，而读者在阅读中通过自己的选择展示自己的自由，也再度体现和实现了作家的自由。创作是一种引导读者的创造，阅读是在作者引导下的二度创造。文学创造过程具有二维性——作者与读者共同体验并完成了作品的意义。

对知识分子而言，介入就是表达自己的感受，必须为他本人和所有人要求一种具体的自由，赋予自由一种具体的内容，使之成为既是质料又是形式的自由。他认为，文学比任何时候都更必须介入，作家与小说家所能够做的惟一事情，就是表现为人的解放而努力的过程，揭示人所处的环境危险及其改变环境的可能性。文学必须干预当代生活并成为生活的向导，作家对当代重大走向问题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并采取的个体的行动。

萨特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而主张“为他人的艺术”，认为写作便是揭露，揭露带来变革，因而写作就是介入。介入文学与自由紧密相关：从写作动机看，写作是某种寻求自由的方式，是人为完成自由而进行的努力；从创作主体看，写作是作家主体自由通过作品中介吁请读者主体的自由；从作品的意义欣赏看，作品须有读者参预才最后完成，作家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才能感受到作品的本质呈现，进而使自己成为本质的存在；从文学价值看，作家的目的是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并从中传达哲学思想和审美感受，这使得存在主义文学总是通过主体心理的感受，去表现荒谬世界中个人的孤独失望、痛苦恐惧、烦闷恶心等情绪。13这种状态其实是由《什么是文学》的四个文学本体论命题所构成的各章中呈示出来：

其一，在“什么是写作？”一章中追问的是“写什么”。萨特区分了文字与绘画、雕塑和音乐等其他艺术之间的不同，说明文学中诗歌和散文在介入上的差异，坚持散文介入的精神性和确定性，使其具有明确的精神指向性和明晰的文学意义，为文学介入奠定了基础。在进行介入的散文和非介入的诗歌、音乐、绘画等进行区分时，必须清楚介入意味着自我意识到话语的力量。比如，诗歌只抒情而没有明确的提问和回答，因此也不能介入；而散文必须介入，散文作者的行动方式就是通过揭露而行动，而揭露就是介入。其他艺术形式因其意义的模糊性和理解的朦胧性，使人们在理解意义中难以准确无误地把捉意义，因而在介入问题上具有

不确定性。

语词作为符号往往具有一种行动的意向，语言是行动的某一特殊瞬间，不能离开行动去简单地理解它。“既然我们主张作家应该把整个身心投入他的作品，不是使自己处于一种腐败的被动状态，陈列自己的恶习、不幸和弱点，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坚毅的意志，一种选择，当作生存这项总体事业——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项事业——，那么我们就应该从头捡起这个问题，并我们也应该自问：人们为什么写作？”14可以说，萨特的“介入”说，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当代意义承担，另一方面，要求文学知识分子对人类苦难和精神痛苦的勇毅担当。面对写什么的问题，萨特的回答是“写今天”！

其二，在“为什么写作？”一章中追问的是“为谁写”。在写作实践中有一个根本性问题需要明晰：作家究竟写什么与为谁写？因为作家不可能为自己写作或者自己阅读，他呕心沥血写出作品需要被读者阅读，只有为了他人才有艺术创作的激情，只有通过他人才有艺术交流对话。“作家做出的选择是召唤其他人的自由，它们各有要求通过这些要求在双方引起的牵连，他们就把存在的整体归还给人，并用人性去包笼世界”。15在萨特那里，写作小说和散文不仅意味着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介入本身就意味着放弃了作品永恒的幻想，在抵制为后世写作的诱惑中坚持只为今天写作。作家是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反过来也要求读者承认他的创作自由。散文介入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有意义，写作就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在写作行动里包含着阅读行动，后者与前者辩证地相互依存，这两个相关联的行为需要两个不同的施动者。精神产品这个即使具体的优势想象出来的客体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16艺术品是价值，因为它总是召唤人们的参与。介入意味着必须为时代而写作，而且在创作方法上主张写真实，写出人物的最真实而不是最典型化的方面。

萨特认为，“我们越是感到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要求于我们越多，我们要求于他们的就越多”17因此，当一个作家开始用语词进行写作时，他借着犀利的语言权力开始了自己的政治介入行动。这个时候甚至沉默也是在说话，因为沉默也是一种姿态，是在拒绝言说中表达自己独特精神意向：“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18换言之，写作既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读者，写作是求助于别人的意识以便使自己的自由被承认，写作是通过其他人为媒介而体验自由的重要方式。作家会使文字和事物具有一种新维度，作家说的每句话都会有助于揭露世界，而揭露世界就是改变世界的开始。介入的作家之所以坚持介入行动，就是说明他已经抛弃课身后扬名的幻想，只为今天而写。萨特对“为谁写”的回答是：为今天而写！

其三，在“为谁写作？”一章中追问的是“写给谁看”？一般而言，作家是为自己的读者而写作的。从中世纪到十七世纪，都可以看到作家依附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作家和读者形成良好的对话交流；十八世纪的作家们有了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同样真实的读者群，他可以随意依靠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出现了“人民”这样一个潜在的庞大读者群。“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能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有一个意义。”19

萨特不满意已往贵族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脱离现实生活而无视读者大众，他鼓励作家关注时代，为广大的公众写作。“作家的真正读者权的范围若能扩大到他潜在的读者群的边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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