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合理的。而故意犯罪者的需要,则是一种畸形的需要。贪污受贿犯罪行为也不例外。前苏联学者斯塔拉鲁欣明确指出:“反社会行为,首先由反常的、畸形的或臆想的需要引起的。”②当前,贪污受贿犯罪的势头尚未得到有效地遏制,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无视法律、不计后果,猖狂地贪污受贿,从主观上分析,正是在于他们身上已形成了以畸形需要为基础的犯罪心理结构。“在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权钱交易这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内在动因是利益,或者说是它的主要表现。”
自觉,与自愿相辅相成,和强迫故意相对,从思想角度来说,自觉是一种高境界的修养,从心理角度来说,自觉是一种高素质的心理,它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教育才能形成,具体到每一个人,自觉性的高低,就表现在他的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上。
无论是自觉还是故意,一但形成习惯,它的能量是巨大得令人害怕。人一但没有自觉性,那么法律,制度、道德等等都不在话下了。 以成克杰为例,人们到现在在议论他的贪污受贿犯罪行为时,很大程度上责怪我们的制度不完善,因制度不完善而使得监督管理不力,既通常说的客观原因。这固然有一定的原因,但象他这样的高级干部,从政几十年,难道能说他法律、党章、政策一字不知?无论从什么角度谈,他不知道贪污受贿是犯罪,这比天方夜谭还天方夜谭。他在狱中忏悔时说到自己“学习、思想改造放松了”,这是几乎所有的贪官事发后都会说的一句话,即不是不明白贪污受贿是犯罪,而是陷入了“自觉”的习惯之中,即主观上形成了无所顾忌的思想,这是十分值得我们注意的。
说这些贪官们藐视(甚至是挑战)我们的人民和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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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一点也不为过。那些犯罪分子在被捕后都有一个类似的说法,不是不知道犯罪之后要杀头坐牢的,而是把希望寄托在那一丝的“如果”上。犯罪分子事前的策划和准备就说明了他的犯罪自觉性。不同的是,犯罪自觉性具有偶然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一次、二次、三次可以说得过去,但几十、上百次的也不能用“制度不完善”“监管不力”来解释吗?这种贪污受贿成“自觉”的现象值得我们警惕。
当然,这种“自觉”的背后是利益关系的支配,即为了谁的利益而产生自觉性,只不过这利益有着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区别。现在我们党在正进行提高执政能力的探索和实践,而执政能力的提高体现在我们每一个党的干部身上,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们在法律、制度、政策、道德等等方面都进入“自觉”的范畴,即自觉维护党纪、国家利益和法律尊严,而不是把个人利益、家族利益当作“自觉行动”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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