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时间与空间(2)

　　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陆海复合国家更多指背靠陆地与一国或多国为邻、又通过海洋融入到世界体系中的国家，特指地理位置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其地缘政治关系比岛屿国家和大陆国家要复杂得多，它必须在大陆和海洋两个方向处理与他国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个强大的或正在崛起的陆海复合国家，会遇到来自海陆两个方向的战略吸引和发展机遇；一个弱小的或衰退中的陆海复合国家往往处于海陆强邻夹击之中，形成两强（或多强）夹一弱的局面。１９世纪中叶以后的清王朝显然是一个衰退中的帝国，显然没有机会在陆海两个方向拓展发展空间，而是面对陆海强邻的两面威胁。陆海复合国家的地缘政治特征使清王朝的安全防御方向从单一的塞防变为海防与塞防并存；国防资源的积累和使用要分散在陆海两个方向。优先发展海军还是陆军、有限的国防资源集中于海防还是塞防等一系列问题由此而产生。海防与塞防之争，便是上述一系列问题之一。

　　三、空间背景：沙俄和日本的崛起及其扩张政策

　　近代以来“没有几件中国的事实，是可以离开世界的环境讲得通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论亦如此。如果说中国地缘政治环境之自然环境的演进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人文环境的改变则是一个空间问题；如果说陆海复合国家的形成及其地缘政治特征，使清王朝的安全防御在客观上又多了一个方向，为海防与塞防之争论提供了一种可能，那么，沙俄和日本成为清王朝的陆海强邻，并从陆海两个方向同时威胁清王安全朝时，对清政府来说已是必须作出选择的现实问题。

　　中国自古无强邻，在东亚长时间享受着“独尊”地位。满清王朝入主中原，表面上继承了中国传统地缘政治格局，“本部居中，外有藩部，更外有属国，相互拱卫”，保持着“以藩为屏，天子守在四夷”的防御体系。１７９２年尼泊尔向大清称臣后，乾隆皇帝声称“环视宇内，皆为属国”，事实上，“大清开国伊始，就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处于被外部世界从宏观上影响与制约的态势中”。[5]在全球工业化浪潮和殖民体系冲击下，清王朝的邻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沙俄和日本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在东亚长时间享受的“独尊”地位。沙俄原是一个欧洲国家，在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以前，与清朝东、北、西三面无定界。１６８９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才确定了两国在东部的邻国关系。但当时的大清帝国臻于鼎盛，把沙俄视为贡国而不是强邻；沙俄通过“屈尊容忍的代价，满足了满人理藩心态之后”，以一个朝贡藩属与清朝通商。也就是在《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同一年，彼得大帝执政，俄国拉开了全面近代化的改革序幕，很快成为横跨欧亚两洲的军事帝国。１７０３年建成的波罗的海舰队有战舰４８艘，浆帆船８００艘；１７０８年俄国陆军已达十一万三千人。１６０年后，俄国已是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强国。自１８５８年《瑷珲条约》，至１８８４年《喀什葛尔西北界约》，历时２６年，中俄之间先后签订了１７个疆界条约，确定了两国在东、北、西三面长达两万里的接壤边界，俄国遂成为清王朝的陆上强邻。日本在历史上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悬于太平洋，与中国隔海相望。当然历史上中国人对日本并没有贬义或歧视的内涵，仅仅指其国小民寡。明治维新后，日本效法泰西，“脱亚入欧”，走上扩张道路，“北征”、“南下”，遂有出兵侵占中国台湾、兼并琉球、殖民朝鲜之举，其势逼于我东北，成为清王朝的陆海强邻。尽管清王朝的保守势力仍以大国心态看待日本，对明治维新的成就不以为然，但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已经承认日本已由“东夷小国”变为东方第一强邻。１８７４年台湾事件后，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承认，日本近年“改变旧制，习西洋兵法，仿造火车，添置电报；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

　　根据地缘作用递减规律：与一个和平友好国家为邻，会因为它是你的邻国给你带来更多的利益；与一个扩张型国家为邻，也会因为邻国关系给你带来更多的灾难。沙俄和日本的崛起并成为清王朝的陆海强邻，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甚至影响着中国未来的选择和发展方向。沙俄和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政策，除制度因素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很早就横卧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沙俄，因其大部分国土在高寒地区，地薄人稀，又没有自己的出海口，严重束缚其扩张进程，因此，彼得大帝的强国之路是由铁血战争铺就的，彼得执政３５年，完全和平的日子只有２５个月。克里米亚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俄国失去了在黑海拥有舰队的权利，西进受挫后，在东亚建立不冻港，进入太平洋，成为沙俄无怨无悔的追求。沙俄的“远东政策”，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在东亚获得出海口，进入太平洋。而位于“边缘地带”的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土狭小，资源稀少，缺乏战略纵深。日本政治家对他们的地理环境十分不满，不甘处岛国之境，一心想在大陆获得领土，作为其发展空间。１８５５年改革派吉田松阴就构想在无力与西方列强抗衡的情况下，可首先征服中国和朝鲜。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就确立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大陆政策”。１８７４年日本出兵台湾，是其“大陆政策”的初步尝试，具有必然性，可以说日本入侵台湾是其“大陆政策”从构想到具体实践的一个标志。处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沙俄和位于“边缘地带”的日本，如同从陆海伸出的“两只钳臂”卡向大清帝国，把清王朝作为他们追求的地缘政治目标和扩张对象。近代历史证明，沙俄和日本因其与中国的邻国关系及其国家性质，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最多，对中国人民的伤害也最大。沙皇俄国是近代攫取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强占和攫取中国共计１５０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３个法国。至于日本，“是欠中国的帐最多的国家，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日本曾强占中国很多地方，其中占领台湾５０年；强迫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２８个，占近代约开商埠的１／３；强占租界８个，占列强在华租界总数的１／３。

　　四、时空互动：海防与塞防争论之实质

　　关于晚清海防与塞防争论之性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无论是“湘淮集团利益之争”、“爱国卖国之争”，还是“两种战略之争”，都是同一个视角下的结论，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事实上，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传统与现实之争，只不过这一实质隐含在防日与防俄之争表象之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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