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2)

　　据此，列威廉当日将桂良等的来信译文寄给额尔金，并称：“此信口吻对于阁下与我都如此恰当与恭敬，我毫不犹豫地将此信寄给你，并衷心地希望，如果所述任何程度上属实，可以采取措施纠正那些只能阻碍我们正在进行的和平与和谐的谈判进程的事务。”[1]（p.213）额尔金也于当日回复列威廉：“从该文件中你会知道李泰国在钦差大臣的要求下拜访了他们，这一要求由他们给我的一封信传达给我，因此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有理由抱怨李泰国，他们可以就此问题直接与我联系。”还说：“我发现那些言语与他从我这儿所接到的作为行为指导的知识完全一致；所以我认为让威妥玛拜访钦差大臣，并告诉他们，对于存在问题的言语，他们必须让我而不是李泰国负责。”[1]（p.214）

　　随后，额尔金又致函桂良与花沙纳说明：“钦差大臣本月5日的来信称需要对于本人2月11日致大学士函中不清楚的几点做出解释，根据你们的要求，本人派汉文副使李泰国于本月5日早晨拜访阁下。李泰国又在接下来的三天中拜访了你们。”“本人认为不要在解决已毫无必要地进行了几个月的讨论上再进一步浪费时间，决心立即对草拟条款进行审查更为明智，如果钦差大臣真地心怀诚意，他们当然会发现当关防到后再补盖关防不会有困难。”“据此李泰国在10日早晨被派往拿取前一天同意的草稿，但是几个小时的耽搁只拿到了一封已经进行了几处实质性改动的信函。李泰国，如他已向本人报告的那样，用强硬的措辞警告钦差大臣，坚持这种逃避与拖延的方针会带来严重后果。”“对于本人来说，他这样做没有什么惊奇的，但是我承认，今天早晨通过美国公使之手接到对于英帝国政府的特殊要求而完全为帝国政府的利益忙碌于此事的官员的抱怨，自己既惊奇又不悦。”[1]（pp.214-215）

　　6月11日，额尔金派威妥玛与李泰国同去桂良处索取前所答允的信函，桂良等在1858年6月12日奏折中汇报了此事：“前日英夷李泰国负气回船后，奴才等托俄、米两夷向说，次日该夷李泰国复与该夷通事威它马同来，声言伊国钦差令彼二人催取照会，如本日不给伊带回，即带兵直入京师等语。可恶已极。”[2]（p.401）此次李泰国与威妥玛前往索取信函时，还顺便办了一件事，此事使清政府倚重耆英驾驭外夷的美梦破灭。桂良等在6月12日奏折的附片中讲述了此事：“昨日戌刻，英夷李泰国复来逼取照会，奴才等与耆英共同接见，正在辩驳条约间，英夷威妥玛于坐前呈出一件，即系当年耆英具奏驭夷情形秘折，语多贱薄夷人，且有宣宗成皇帝朱批，奴才等不胜骇异。”在此片中，桂良奏请准耆英进京面陈夷情。耆英随即退出了有关天津条约的谈判。额尔金6月18日，给英国外交大臣麦默斯伯里的信中讲到耆英时称：“当他知道我们持有他在1850年自广州写给皇帝夸耀其驾驭与欺骗夷狄的技巧的奏折时，他感到极度不安。”[3]（p.334）

　　当日，李泰国与威妥玛将桂良等早已答允的信函带给额尔金，桂良与花沙纳在此信函中，答允了英方绝大部分的要求，额尔金对此十分满意。他认为，这是李泰国与桂良等进行商谈的成果，也是李泰国对他们进行劝导的结果。

　　李泰国作为英国使团翻译，本由额尔金选派来津为英出力，但由于其上海税务司的背景，中方也试图利用其降低英方要求[1]（pp.200-201）。桂良、花沙纳为此而点名要求与李泰国会商。1858年6月10日，李泰国大发雷霆，使桂良与花沙纳的希望破灭。但是，除桂良、花沙纳外，还有其他人希望走联络李泰国之路，如户部右侍郎宋晋。宋晋于6月17日奏称：“该夷各口皆有领事官，其副领事必能通汉语、汉文而精于贸易者任之。闻最为诡谲者，以为夏吧（即巴夏礼，笔者注），上年广东之事即其主谋；其次为李泰国，能通汉字，能说京师言语。吉尔行阿克复上海时，多方笼络，聘为江海关幕友，名为司税，奏明在案，每年束修多至一万二千元。起手查察夷人漏税甚严，夷人曾恨之，有照会到沪，以李泰国如在中国犯罪，即以中国法律处之。此次到津，仍以此人出面讲说者，大抵因其熟悉中国情形，故藉以陵侮。其人贪利多智，然果有能言之人，谕以中国曾有恩于彼，而彼亦曾为各夷所轻。离间其心，隐饵以利，则此人不复从中作梗，抚议当易于就范。”[4]（pp.931-932）清政府据此谕令桂良等妥筹酌量办理。对此，桂良、花沙纳在6月19日奏称：“至于宋晋片奏，甚悉天津现在夷情，英夷李泰国年纪虽轻，在该夷中最为狡狯，奴才等到津后，探悉详明，即密饬委员设法羁縻，曾经啗以重利，是以该夷今日尚不多事，否则未必能俟我辩论如许之久。然即如此牢笼，尚复棘手万状。”[2]（p.419）桂良、花沙纳是否曾经贿赂过李泰国，除桂良、花沙纳所述外，再未找到其他有关材料，不敢肯定，但桂良、花沙纳确实对李泰国进行过“羁縻”，而且是亲自所为。

　　中英《天津条约》谈判过程中，李泰国作为英方的汉文副使并不起决定作用，一切行动都要听从额尔金安排，但由于桂良、花沙纳一开始即点名要同李泰国进行商谈，因此，李泰国成为桂良与花沙纳奏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英方代表，给当时清政府及其官员造成了李泰国在中英谈判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假象。1858年6月23日，奕奏称：“臣闻英夷头目，未曾与崇伦、谭廷襄见面，即桂良、花沙纳抵津以后，亦仅相见一次。今日往来公所，咆哮要挟，皆系李泰国从中煽虐，为其谋主，俱可灼见。闻李泰国系广东民人，世为通使[事]，市井无赖之徒，胆敢与钦差大臣觌面肆争，毫无畏惮。并耆英折内，有李泰国语言狂悖，极为可恶之语。揆其情状，实堪发指！若不加以惩创，不特外夷蔑视，将来李泰国必至各处海口扬言自负，恐从此效尤者日众。拟请饬下桂良等，待其无礼肆闹时，立刻拿下，或当场正法，或解京治罪。既足褫逆夷之醜[魄]，且不啻去其腹心指臂，办理当易著手。”[4]（p.952）虽然奕所奏有不实之处，但却充分反映了当时清政府将李泰国当作谈判中关键人物的实际状况。桂良、花沙纳也利用清政府的此种认识，作为自己在谈判中妥协退让的挡箭牌。1858年6月26日，中英签订《天津条约》之后，桂良与花沙纳在其奏折中称：“所深幸者，英酋额尔金，荣禄已极，尚无贪功之志，其所以如此为难者，皆其下威妥玛、李泰国辈为之。李泰国骄悍异常，虽前此啗以重利，仍于暗中陷害，万分可恶，若袭而杀之，恐立起兵祸，故未敢轻举耳。

　　但大量的史料证明，李泰国在此次商约谈判中，对于英方却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李泰国帮助威妥玛制定了关税的草稿，而中英最终议定的关税与此草稿相差甚微；其次，李泰国在谈判过程中对英方帮助巨大。1858年11月6日，阿斯藩与威妥玛在给额尔金信中称：“如你知道的那样，李泰国在我们与中方代表的会议中帮助了我们，我们必须声明，我们商谈能够有一个，我们感到阁下一定会认为满意的结果，主要应归功于他作为一个翻译的技巧，他的经验与才智。”[3]（p.437）1858年11月8日，额尔金在复函中称：“我完全同意你们所表达的有关李泰国在此关键时刻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的观点。”[3]（p.437）同日，额尔金在给默麦斯伯里（Malmesbury）的信中，强调了李泰国在天津与上海谈判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关于李泰国，我请求提醒阁下，他不是女王政府的领薪职员，我们在天津与上海谈判的胜利多亏他的机智与对中国人的道德影响，我感到很难用语言足够强烈地表达我的感激程度。”[3]（p.437）两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李泰国究竟是为谁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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