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监督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路(2)

      这种以追求胜诉为目标的抗诉体制，与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职能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所追求的诉讼目标，都应当与“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保持同步，至少不应有明显的抵触。为了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检察机关应当对所有违反实体法和违反法律程序的审判活动，都给予重视，并通过诉讼监督途径督促审判机关予以纠正。这是检察机关、检察官履行所谓“客观义务”的理论基础。根据我国《检察机关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要“尊重事实真相”，既要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也要注意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这种规定显然是检察机关客观义务的制度表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检察机关的二审抗诉和再审抗诉，都没有限制在追求不利于被告人的诉讼结局上面，而要求针对所有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都要提出抗诉；对于所有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也都要提出纠正违法的意见。
      检察机关的抗诉不仅有过分追求胜诉之嫌，而且也忽略了那些关系国家法律实施的重大案件。对于个别法院明显违反法律的司法裁判，检察机关往往没有做出公众期待的反应，也没有提起抗诉。例如，在2003年发生的刘涌案件中，面对二审法院存在明显违法和不当之处的生效裁判，检察机关并没有提出抗诉，这一司法裁判最终是由最高法院通过提审和启动再审程序来加以纠正的。[2]又如，在2000年发生的杨清秀、吕西娟案件中，对于发生在本院院长办公室、以本院院长为被害人的“故意杀人案件”，西安中院自行审理，并作出了重刑判决，此判决还被上级法院维持原判。对此判决，检察机关没有提起抗诉。这一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案件最终是由最高法院通过提审来加以纠正的。[3]
      为维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有必要对刑事抗诉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首先，无论是二审抗诉还是再审抗诉，都应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判决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一视同仁，检察机关不应将追求有罪裁判和重刑裁判作为唯一的目标，是否提起抗诉，应以法院的裁判是否存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为唯一标准。为此，需要彻底改革检察机关内部的业绩考核制度，不单纯将“定罪率”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适当增加“违法裁判纠正率”等客观化的指标。其次，对于那些严重违反实体法或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刑事判决，检察机关应当及时提出抗诉。特别是对那些社会公众强烈关注并有着较大期待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通过抗诉来回应这种社会期待，真正在全社会树立起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正面形象。这应当被确立为我国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战略课题。
      三、量刑监督
      目前，在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方面，存在着英美的“程序分离模式”与大陆法的“程序一体化模式”。我国实行的是后一种模式，也就是通过同一审判组织连续不断的法庭审判过程，既解决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又解决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这一程序模式尽管在节约诉讼成本、减少诉讼拖延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势，却难以避免法官在量刑方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因为在法庭主要关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审判过程中，对被告人的量刑最终成为法官通过“办公室作业”或者法院内部行政审批的方式加以决策的问题，而无法经受公开、透明的法庭质证和辩论。而这种带有“暗箱操作”性质的量刑决策过程，根本无法防止个别法官利用手中的量刑裁决权进行权力寻租，甚至走上司法腐败的道路。
      近期，最高法院在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要求规范法官在量刑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制定《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4]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基层法院对“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进行了改革试点，尝试确立专门的量刑答辩或量刑辩论制度。[5]检察机关也开始进行“量刑建议”的改革试点工作，最高检察院为此还专门出台了一些带有改革指导性的规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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