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让我想起柏杨先生所说的国人的劣根性。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有很多国人，从来就怕别人比自己强，这就像柏杨先生说的那样，人家日本人是一个人是一只虫，而十个人团结起来是一条龙。而我们呢，是一个人是一条龙，十人人就成了一只虫了！为什么中国的运动员在比赛中没有外国人容易出成绩，归根结底就是国人的自我欲太强，总想突出自己，怕别人取得成绩，这就导致了失败！现在有很多工作事情办不成、办不好，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部门一个团体，若是一个平庸的领导，那么他是绝对不允许他的部下很优秀的。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小私企的老板，他自己能力不行，他就把他的部属全部换成窝囊废，有一、俩个能干的，也被他“晾”在一边儿，到后来干脆就给“开”掉！以致企业最终关门大吉。听到这样的事情，先是觉得可笑之至，遂又觉得可悲透顶！至于吗？可怜、荒唐、愚蠢的家伙！！不过将心比心，又一想，他也不愚蠢啊，甚至可以说很聪明呢！——他那样做，不就能显示出他的“优秀”、他的“能干”了吗？聪明！不是一般的聪明，绝顶的聪明！窃笑。乐呢！
不由，就想到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先生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内地经济与浙江经济的区别讲座中讲到的内地的“仇能、仇富”文化。
钟教授在讲座中很中肯地分析了这两种文化现象。他说内地经济得不到迅速发展，原因固然有很多，比如区域地理差异、历史差异等，但最根本的就是文化的差异引起的思维的差异，从而导致经济的差异。他把内地经济滞后不前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内地的“两恨”文化现象：一种是恨能人，一种是恨富人。说内地人害怕别人从能力上、从物质上比自己强、比自己好，对能人对富人是抱着极其强烈的仇恨心理，试想，这样的心态会带来怎样的行为！无非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打击。其结果就是两败俱伤，既害人又害已！而浙江经济之所以能得到快速发展，关键在于人家崇尚、践行是一种超越文化。也就是说，对能人，对富人，人家是力争通过正当的努力赶超。这样一来，结果就是群体的进步与发展，好的更好，不好也变好。人家不发展才怪呢！
那些可怜可恨之人，想必不会想这么多，（当然他们会想到这些也就会成为一个可怜的人，更不会成为一个可恨之人。）他们可怜，必然有造成他们可怜的原因。而那所谓的原因，想来也大抵只能是他们的可恨之处了！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既然一生追求科举失败，如果能安贫乐道也不至于被打断腿，可他偏偏又好酒，给人家抄东西的时候去偷。当他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他抄东西的活计，对他来讲算是一条活路，给他这条活路的人应该算是恩人了。恩人不思报答却去偷人家，人家能不恨他吗？他可怜的结果不正是因为他那可恨的一面吗？再看看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些看客，愚昧无知，无组织无纪律，公德心欠缺，对人对事麻木冷漠，没有正义感。还有那位见人就说“我的阿毛”的祥林嫂，他们不都是因为自己的“不争” 的可恨才导致他们“不幸”的悲哀吗？
人这一生，难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或挫折，如工作上的矛盾遭受无辜攻击、晋升未果、家庭变故、亲人亡故等生活中的不幸，凡此种种，犹如一个个“导火线”，会使人远离理性，远离人性的光辉，做出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样。不是吗？我们太多的人都会利用自己的智慧和修养让我们的人格趋于完美，怀一颗平常心，做一些平凡却也有益的事情。只有那些性格脆弱、心胸狭小、孤僻寡言、甚至抑郁内向的人，才常会说出、做出违反常规的事情。他们之所以可怜，正是因了他们的可恨；而他们的可恨，注定他们要沦为可怜！！他们看不见自己，看不起自己，丧失了自尊，少了自信，少了自强，少了奋斗，他们把眼光放到别人身上（不是发现的长处学习提高，而是看到别人的短处致命一击）。
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他们用阿Q式的“精神胜利”、用祥林嫂式的“捐门槛”麻痹自己，最终造就了他们的可悲、可怜；他们又用阿Q式的欺弱媚强、孔乙己式的恩将仇报对待别人，最终“成就”了他们的可恨、可恶！
被救者必先自救，上帝助自助者。”人格的完善是本。想来，我们只能抱希望于他们自己，谁都救不了他们。我们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只能愿他们早日走出阴暗、晦涩的心理误区，该干嘛干嘛，重拾生活信心。唯此，才能走出可怜的境地，也才能变得可爱起来。末了，也只能告诫朋友，对那个恶意中伤她的人，要像我们对待所有可怜而又可恨的人那样，谅解、谅解再谅解；宽容、宽容、再宽容。唯此，于已，于人，益莫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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