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能养活多少农民？(2)

　　作为农民的个人，受制于“农民”这一身份，其收入受到双重约束：不断相对下降的农业GDP和不断绝对增长的具有“农民”身份的人数。这一事实在20世纪最后几年里已经凸现在人们面前，其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将逐渐显示出日益增长的严重性，迫切需要认真对待。
　　二、“三农”问题及其相互关系
　　到目前为止，似乎人们仍然认为农业、农民和农村三者是统一的或基本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三个侧面，解决了其中一个方面的问题，就同时解决了其它两个方面的问题，至少可以大大改善其它两个方面的问题。但在实践中，或在政策层面上，农业问题实际上被当作主导方面，即通常认为农业的增长是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前增加农产品产量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认识有所变化，农业净产值的增长和农业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在许多地方逐渐代替总产量和总产值而成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目标，似乎只要农业问题解决了就能纲举目张，农民和农村问题会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 毫无疑问，“三农”问题相互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矛盾还可能是非常尖锐的。什么是农民问题？恐怕所有的人都承认现阶段农民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的收入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问题。什么是农村问题？恐怕多数人能够接受这样的表述，即农村问题的中心是农村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取决于农民的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那么，什么是农业问题？其目标不就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日益增长的价廉物美的农产品吗？如果确实是这样，在一定条件下农业问题的目标就与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的目标相冲突，并且可能形成尖锐的矛盾。这个条件就是农民的数量、城乡人口的比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农业劳动力的份额。如果农业劳动力的份额保持不变，或者下降得不够快，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业问题解决得越好，农民问题就越严重：迅速增长的价廉物美的农产品支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后者既导致农业GDP份额的下降，也导致国民收入的增长和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加上消费者食品支出中流通部门得到的份额不断增长，初级农产品生产者即农民所分享的国民收入不仅相对下降，很可能也绝对减少。农民人均收入，特别是人均务农收入，必然越来越低于社会其它阶层的人均收入，甚至有可能绝对下降。如果农产品供过于求导致市场价格下降，农民收入问题将进一步恶化。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农业GDP的份额从 28． 1％下降到15． 2％，减少近一半，而同期农业劳动力的份额从 70． 5％下降到50．0％，减少不到30％；加上1996年以后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必然导致近年来农民收入特别是务农收入增长减缓、停滞不前甚至绝对下降。
　　我国曾经长期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就是以牺牲农民的方式来解决农业问题。不仅将农业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而且将农业作为发展重工业的“基础”。1978年以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有所改变，严格限制消费的方针也有所改变。在农产品供不应求的条件下，农民问题与农业问题暂时取得了高度一致，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增长，农民收入也连年大幅度提高。但是，一旦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的固有矛盾立刻显现，表现为城乡收入的差距自1985年起就重新拉大；而1996年农产品明显供过于求以后，两者的矛盾更日益尖锐。其实，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谷贱伤农”的说法，只是我们没有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三农”问题的内在矛盾并且制定相应的政策而已。
　　从长远来看，农民收入应当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在市场条件下，只有务农收入得到保障，农民才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动机，农产品的供应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如果不打算或没有能力大量补贴农业生产，那么，农业劳动力的份额就必须下降到大体上与农业GDP相应的水平，才能保证务农可以得到与从事其他行业大体相当的收入，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不断增加农产品供应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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