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是衡量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根本尺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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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掌握公共权力的这种强势，比较方便使权力失去制约，这一点决定了反腐败的难度和复杂性。
（二）行为趋利性
腐败行为形形色色，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向：获利。可以定义为社会强势集团成员的不平等获利。有的直接侵吞公共资源，比如贪污。有的间接侵吞，或滥用权力，帮助家属子女、亲朋戚友不当获利；或收受贿赂，帮助他人获利。
近年来，随着社会反腐败的呼声和力度加强，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增大，出现了“期权化”的动向，将获利的事实推后。而更多的，走向另一种形式——挥霍公共资源。有资料显示，我国高昂的行政成本，与此有直接关联。
（三）确立相对性
腐败行为的发生总在一定的时空框架内，它的成立受当时的社会条件制约和决定。
一般而言，腐败的评价和确立可以由官方和民间两个角度进行。在一定社会条件的时空框架下，精英的获利超出了制度规定的范围，超过了当时民众的认可程度，即可视为腐败。具体地说，饥荒年代侵吞一斗糙米和富足年代收受百两黄金，从数量说没有可比性，但同样都是腐败。
（四）现象普遍性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痼疾，在历史上、现实中，在中国，在国外，在各个阶级主政的政权中，都无一例外地出现，并且各个阶级主政的政权，都曾致力于反腐败的事业。
过去我们的反腐败宣传总把腐败说成是某一阶级的专利。然而，这种说法不够全面，不利于反腐败的深入和腐败的根治。撇开政治制度，就个体而言，应当承认腐败是一种由人欲膨胀而导致的普遍存在的恶，这样，我们的反腐败才有一个真实而非虚幻的出发点。
综而言之，腐败的主体是官员，其指向是利益，其行为的成立决定于具体的社会环境，其现象是普遍的。
对具体的一个执政集团而言，这种行为属于短期获利、个别获利，得到的是个人眼前的好处，于其长远的执政地位却有巨大的损害。因而，反腐败是执政集团共同面对的课题。
社会人类学的理论认为：人有动物性，也有社会性，二者相反相成。人的动物性表现出为了自己不顾一切的行为趋向，而人的社会性则对前述趋向进行制约。人必须有动物本能才能生存于自然界，而必须制约动物性才能共同生存。
出于动物性的本能，自然界的法则“弱肉强食”在人类社会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奴隶主、封建贵族和资本主义初期的分肥制官员都莫不如此。
而中国经由长期的封建社会，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在社会阶层和资源配置上形成了正反三角形。属于权力等级三角形最高阶的统治者享有最大份额的资源，而处于底边、人数最多的劳苦大众享有最少的资源。民众们不断地被要求遵守节俭的美德，节衣缩食，将赖以生存的资源一减再减，以便让统治阶级恣意挥霍！在君主与民众之间，是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有等级制的“礼”规定他们可以享用资源的程度、数量、规格。只要不侵吞公家——君主的利益、不逾越“礼”的界限，他们也大可以安心鱼肉人民。因而在封建社会，“弱肉强食”是制度性的。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俗谚，从传统文化对清官的美化和期盼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人是多么稀少，多么珍贵。而反过来，腐败又是多么猖獗，多么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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