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影响与出路(2)

    二、城市化与“三农问题”
    局限于农村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我国劳动力总量来看，农村大约剩余的2到3亿劳动力在农村本身已经无法消化，只有转移到城市来就业。首先，从世界范围来看，农业一直就是一个弱质产业，是一个社会效益高而经济效益低的行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其他产业部门相对落后，因此，许多国家一直就给予农业以优厚的产业政策，象欧盟、日本、美国等每年都要对农业进行相当的补贴。随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值中的比重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农业人口所占的比重应当不断的减少。世界上发达的国家，除了那些地广人稀，依靠高效农业出口为生的国家，农业人口都少于10%，而我国土地紧张，却有60%多的人生活在农村，这势必造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过剩。按照今天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中国农业只需1.3亿劳动力就够了（仍占到人口的10%），剩余劳动力高达2亿人。其次，从我国农业生产总量看。我国各种农产品国内市场实际上已经饱和，价格也不可能再有太大的上升空间。因为生产成本过高，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的价格都比国际市场的价格高，所以我国的种植业没有多大的比较优势，依靠农产品出口，不会高的经济效益。另外，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来看，在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下，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占有土地，很难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一家一户进行的调整难以产生规模效应。受运输、市场信息等条件的制约，不会产生真正的市场效益。另外一种产业结构调整的极端可能就是政府行政命令而推行的、同样是没有任何效益，反而给农民带来巨大损失的“形象工程”。最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农业正面临着来自国际农业市场的冲击。原先依靠农业种植而生活的农民，因为农产品无法和国际市场的农产品无法竞争，收益必将更加减少。因此，如果不跳出农村来看三农问题，已经无法真正解决三农问题。
    城市化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从1980-199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80年代中前期，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在农业上有了自主决定权和选择权，农村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带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90年代上半期，农民开始可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则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90年代后半期，随着经济增长趋缓和乡镇企业的萎缩，特别是体制政策上的变化，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的增加，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政府把解决本地下岗失业作为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规定，城市化的进程明显放慢。实际上这个时候，中国开始出现内需严重不足，大量商品过剩的现象。而面对广大的农村，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措施，都无法来启动所谓“巨大潜在的”的消费市场。
    事实已经证明，城市化可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收入增加。例如，在广东，农民工维持了珠三角的繁荣，同时还维持了他们家乡的农村政府的税费收入。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最先放开城镇户籍管制和就业限制，给浙江的经济带来了与全国其他地区不同的发展态势。从1995-1999年浙江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7.48个百分点，而同时期全国城市化平均只提高了1.85个百分点，目前，浙江直接务农的劳动力已经不到农村劳动力的40%。浙江的农民收入迅速增长（31.3%），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28.3%）。1995年，外出民工民汇款占四川省GDP的7％。据估计，全国范围内的外出打工的民工的汇款在1997年就已经达到为240亿美元。因此，加速城市化是促进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所在。
    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城市化的含义不仅限于让农民进城这一个层面上，它的内涵应当是让农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国民待遇，改变目前的城乡两种政策体制安排的局面。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取消包括户籍限制在内的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和收费，给进城的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改革现有的农村政策，给留在农村的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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