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改革，首先是从变革农业经营体制入手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迅速取代了人民公社经营体制。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家庭经营的积极性，使农民的劳动和生产的成果直接挂钩，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劳动“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的痼疾，再次解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农产品的收购中不断深化对统派购制度的改革，一方面逐步提高农产品的国家收购价格，一方面逐步扩大自主流通、市场定价的农产品比重，逐步形成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市场需求调节农业生产、按供求关系确定农产品价格的体制和机制。在重新确立家庭经营在农业中地位和不断完善国家农业调控方式的背景下，农村出现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经济结构深刻变革的活跃局面。在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撤社建乡的同时，党和国家及时在农村推行了村民自治制度。广大农民依法行使着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权利，以村党组织为核心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正在形成。
世纪之交，我国跨越了总体小康的目标，开始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六大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发展思路和战略目标。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推出了一系列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
一是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国家宣布彻底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和屠宰税等农业税收，包括在试点过程中已经取消的“三提五统”，共减轻农民负担约1250亿元。至此，专门针对农民收取的“皇粮国税”制度在实行了2600年之后终于寿终正寝。这不仅对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对调整国民经济的分配格局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是对农业生产者进行直接补贴。2004年，国家出台了对农业生产者进行直接补贴的重大政策措施。对农民的种粮补贴、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从最初的145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230亿元，对农民增收节支、调动生产积极性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是扩大公共财政对农村覆盖的范围、增加对农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明确提出了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农村饮水、电网、道路、沼气的建设得到明显加强。在农村饮水困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的基础上，国家加大了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投入。近年来，我国已解决1.54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预计到2012年将解决整个农村的饮水安全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家大力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国家电网供电区内所有农村基本实现了户户通电，大电网对农村人口的覆盖率超过了95%。乡村道路建设快速发展，截至2008年底，全国乡镇通沥青（水泥）路率达88.7%，87%以上的建制村已通达公交班车。国家大力扶持农村发展清洁能源，到2008年底农村沼气用户已超过3000万户。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在农村率先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提供生活费补助，并提高了公用经费标准及中西部地区农村校舍维修改造的补助标准。2009年，国家安排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达到662亿元。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人均每年筹资30元起步，逐步提高到50元、100元的水平，2009年中央财政对此的补贴已达到253亿元，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人数已达8.3亿，基本实现了对农业人口的全覆盖。在农村普遍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9年上半年有4472万多农村人口纳入了低保。在2009年3月举行的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又宣布年内将在占10%的县（市）范围内开展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其中中央财政将对地方进行补助，并直接补贴农民。这些有力的强农惠农举措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政策体系，不仅保护了农民的利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实现了近年来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好局面，而且对促进经济社会全局的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不少农民质朴地说，终于盼来了“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付费、看病不太贵、养老不犯愁”的好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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