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农业背景中村民自治的思考(3)

　　村民委员会具有多方面的教育职能，也就是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村和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从这些规定来看，村民委员会的政治目的是村民自治和民主，即通过民主的方式自我管理，它同时兼具经济发展和道德提升的目的。《组织法》和相关规定，使得村民委员会不仅具有公共管理意义上的、以民主为基础的强制力，如公共服务融资所需要的强制力，更具有了在经济管理上的强制力和道德上的强制力。在现代社会里，公共权力组织的权威通过民主得到保障，其强制力的危害被民主程序和法治化解；经济组织的强制力表现为内在的组织能力和外在的竞争能力，而其强制力的危害则由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国家法治化解；道德组织的强制力，往往通过其非赢利性和成员的自愿性得到化解。村民委员会作为政治、经济和道德三位一体的组织，其职能往往趋于无限：作为经济组织，它不一定面临市场的优胜劣汰；作为道德组织，它又是赢利性的，并且成员未必自愿。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委员会即使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政治约束机制，由于在经济和道德方面缺乏规范，也会演变成职能无限的、不受村民约束的组织。

　　这说明，现行《组织法》有关村民委员会性质和职能的规定存在缺陷。它使得村民委员会在法理上相对于村民不仅有天然的行政上的优势，毕竟有组织的人群相对于缺乏组织的村民有组织成本低的便利；还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优势，因为依据法律它具有经济管理职能，兼具道德教育职能。这很可能使得村民委员会有机会滥用村里的经济资源，甚至滥用公共管理权力。而当村民委员会与基层政府关系密切，并能够得到基层政府充分支持的时候，以上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对此，冯兴元等学者提出重建农村经济合作社，合作社自由进入和退出，产权明确到个人，有注册登记，具有经济法人地位，政府对其实行税收优惠。[6]这一做法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活力，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制度上的基础。对于村民自治来说，农村经济合作社的建立则有利于规范村民委员会的经济职能，使其专注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至于道德教育问题，笔者认为，公共权力机构不适合承担直接道德教育的任务，这一职能应该让位给农村的志愿组织。在台湾，义工很多，服务范围很广，大家都发自内心。大陆很多白血病人的骨髓都来自台湾人的捐献。这一切都得力于社会志愿组织的发达，值得借鉴。

     　三、村民委员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不是在组织真空中运作的，与它并存的还有村党支部、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还有所谓的主管部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等。

　　《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乡、民族乡、镇等基层政府不得干预村民依法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但是，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地位，在如下几个方面有可能被突破：

　　一是《组织法》规定，基层政府可以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如果这种指导、支持和帮助是道义上的，或者说是技术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在程序上是应村民委员会要求，而不是基层政府主动，那么基层政府的作用对村民委员会来说就是咨询公司性质。如果这样，这一规定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任何合法组织都可以给其以指导、支持和帮助，包括学术研究机构，甚至国际组织，如美国的卡特研究中心等。

　　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具有强制意义还是咨询意义，主要取决于基层政府，而它如何选择，则取决于它对村民自治的态度。在现实中，基层政府都倾向于选择强制性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在程序上是基层政府主动进行。基层政府往往根据过去的传统，利用现在法治不健全的机会，把村民委员会当作其下级单位，而村民委员会也不得不把基层政府当作上级对待。这时候，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村民委员会成为基层政府的下级政府，村民自治变成了“村民上治”。二是民选的村民委员会有可能仰仗民意对抗基层政府，出现村民委员会与基层政府的冲突。而一旦上级政府统统收回相关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会遇到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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