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好“效率与公平”问题是实现“三个代表”的重要保证(4)

综上所述，产生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实行了“效率优先”的政策，而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存在缺陷，表现为：人们的法制意识淡漠、国家机关的司法、执法问题较多，整个社会的法制化水平较低；金融、财税体制不完善，二次分配及社会保障能力差，利益协调机制缺陷多；行政监督、社会监督软弱无力，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到位等。  
三、创造性地运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逐步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  
针对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我们现在要突出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但解决公平问题，不是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而是要在正确的公平观的指导下，采取切实合理的有效措施，走出一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新路子。“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社会有着特定的内涵：平均分配是原始社会公平观的核心；进入等级制的阶级社会即前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公平是人们所属的等级与他们的财产、特权相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公平观是以“均田均赋”为核心的平均主义；资本主义的公平观突出表现为等价交换、机会均等、平等竞争等。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经济市场化、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由此决定其社会公平主要是指人们参与经济、社会活动获取经济收入、社会利益的机会均等和规则平等。具体说来，社会主义公平观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在经济活动中强调竞争的机会均等，运用社会稀缺资源的权利平等，劳动价值平等，竞争过程平等以及获取收入的机会均等；二是在政治生活中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权利平等；三是在伦理层面强调人格平等，与此相联系还强调人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的平等。很显然，社会主义的“公平观”强调的是有差别的相对的平等，它并不是要反对、取消合理的收入差距，而是要反对、取消不规范、不合理、不公平竞争造成的收入差距。共同富裕一直是我们党追求的目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通过解决效率问题进而解决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随着效率问题的相对解决，公平问题就会逐步成为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邓小平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解决这个问题。”[1](p374)对于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江泽民同志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他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对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如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的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坚决依法惩处；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税种；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从1995年调整发展战略，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到世纪之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经过八年的努力，在促进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同时，缓解了部分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矛盾，贫富差距拉大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2000年，在视察广东、上海等地的讲话中，江泽民把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进一步提到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表现出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战略眼光。  
江泽民同志关于逐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指导：  
其一，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贫富悬殊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三个代表”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表明了社会主义必须而且能够解决高效率下的贫富悬殊问题。这是对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江泽民同志提出和实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特别是实施开发西部战略，是对邓小平“梯度推进”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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