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与邓小平理论(4)

江泽民以邓小平理论的思维范式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两手抓”的思想，提出了“全面发展”、“共同进步”的“一起抓”的重要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发展生产力，既要见物，又要见人，其本身就包含着创建先进文化的内容；而不断的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是由党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也是更快、更好的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正如江泽民指出的，“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3]。江泽民从文化、精神文明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新视角发展了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  
首先，他肯定了先进文化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来增强综合国力。先进文化以其价值理性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必要的精神条件和正确的价值指向。在当代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社会主义的导向作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思想保证、制度保证和精神动力。它不但以思想理论形态和舆论导向方式给予经济建设和物质生产以思维引导，规定着经济发展的目标方向，而且还以管理科学形态指导着经济政策和规划的决策和实施。  
其次，他看到了先进文化以科技生产力、教育生产力方式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文化不仅以产业化形式直接增强综合国力，创造物质财富，以智能形态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提高经济活动的科技含量，而且通过对象化于生产力各要素中，有力促进经济活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教育事业以其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和造就“四有”新人的特殊功能为增强综合国力提供全方位的知识资源和人才资源。国力的可持续增长是以人才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为决定因素和先决条件的。人才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创新能力的无限发挥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教育生产力对人的素质和潜能提供提升力，对人的创造才能提供激发力，因而它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和创造才能来促进综合国力。  
再次，他同样看到了先进文化为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营造优化的文化环境。文化环境是通过人和社会的作用机理来影响综合国力。从文化环境对人的作用来看，文化环境通过自身的结构因素对主体的人格塑造和素质建设起着特殊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从文化环境对社会的作用来看，文化环境一方面通过正面主导性价值观的引导来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通过协调人际关系和整合不同利益阶层来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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