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前面的例子知，中国与东盟经济总量的时序数据chgdp、dmgdp之间是（2，2）阶协整的，因而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首先需要确定滞后阶数，其方法是使AIC最小的情况下同时保证模型残差无序列相关。
（1）chgdp是否为dmgdp变化原因的检验
估计VAR方程，选取最优滞后项数。经试算，发现滞后阶为1时，AIC值最小，同时LM（1）=2.033135（P值=0.153903），LM（2）=2.863186（P值=0.238928），满足残差没有序列相关的假定，因此可以确定变量chgdp和dmgdp Granger因果检验的最优滞后阶为1。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chgdp为dm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
（2）dmgdp是否为chgdp变化原因的检验
估计VAR方程，选取最优滞后项数。经试算，发现滞后阶为1时，AIC值最小，同时LM（1）=2.315361（P值=0.128102），LM（2）=4.052542（P值=0.131826），满足残差没有序列相关的假定，因此可以确定变量dmgdp和chgdp因果检验的最优滞后阶为1。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dmgdp不为ch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 由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水平下（P值小于0.05），中国经济规模的变化是东盟经济体经济总量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东盟经济体经济总量的变化不是中国Granger原因。这验证了中国市场对于东盟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实证研究的结果验证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经济周期之间也存在较大一致性。中国与东盟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之间均呈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中国进口货物中制造品所占百分比与印尼、新加坡两国出口货物中制造品所占百分比呈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呈现典型的互补性特征，通过贸易渠道实现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区域化更为可行；中国进口货物中制造品所占百分比与菲律宾、越南与泰国三国出口货物中制造品所占百分比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产业结构呈现典型的竞争性特征，通过资本渠道、产业内贸易等路径实现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区域化是一个较为现实的选择。
四、政策建议
针对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呈现出区域化的趋势，我国必须要充分利用自身所处的贸易逆差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发挥“买家”特有优势，尽量主动实现贸易计价货币合理化选择，然后借助人民币实施科学化的计价结算。此外，一般情况下，双方是对方相对重要的投资最终目的地，可以采用有效政策举措来推动境内居民借助人民币来有序开展相应的对外投资活动。与此同时，境外居民利用人民币方式实现对华直接投资以及证券投资，可以有效增加境外人民币具体存量，还能够实现境外人民币的保值增值，进而促进人民币在供给以及需求方面实现区域化。通常情况下，人民币会借助经常项目以及ODI途径有效流出，之后再利用FDI方式以及证券投资方式进行回流操作，最终形成完整化资金环流圈。现阶段，在资金环流规模日益扩大的背景之下，人民币以其自身的支付手段、国际货币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储藏手段等职能也将逐渐增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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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鞠耀绩，索丽莎.东亚地区人民币区域化可行性实证分析[J].煤炭经济研究.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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