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发展岸金融中心的模式探索与对策建议(2)

三、 上海自贸区“内外分离混合型”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分类别离岸金融参与主体的扩增

相比新加坡、香港等地，上海自贸区存在外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主体相对不足、融资实质业务偏重于国内的缺陷，因而扩展适配内外分离混合型的参与主体规模对于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迫在眉睫。首先，放开黄金、外汇以及国债市场的离岸金融主体准入，在一般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开辟外资主体优先办理模式，豁免其营运税费负担，并形成境内外主体同等准入前国民待遇，放宽业务主体筛选，保持40-50家离岸金融机构，引导主体参与人民币经常项目、非居民外汇交易、股息和利息交易，并引入证券、全外资财务、信托投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保持区内100家左右离岸业务主体。其次，调高“混合”阶段利息、外汇项目盈利能力占比至10%左右，以优化主体利率市场化适应能力及离岸金融中心总体业务发展。最后，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经验，分阶段管理，逐步推行区内直设离岸银行，扩展境、内外离岸金融主体平等权覆盖，有条件、分步骤开放单一外资金融机构设立离岸分支银行及自贸区内中资银行的离岸金融业务，推进“混合”离、在岸业务的可控自由流动。

（二）实现分阶段风险调控与税收调节

上海自贸区要建立起适应其内外分离混合发展模式的动态风险调控机制，以应对离、在岸账户资金流动隔离的弱化，进而引致金融与宏观管理风险。首先，设定离岸主体与母银行间头寸抵补量不超过上一年限离岸总金融资产10%上限、2%-4%的上下浮动幅度，以控制业务“分离”并防范变相融通。其次，设立准备金以防范外汇汇兑、非居民存贷的在岸融资等基础风险，并按离岸金融主体30%生息资本比例、流动性资产对负债比底限25%，控制境内、外主体的离岸融资、人民币自由兑换衍生在岸居民存贷等业务的模式外“混合型”流动风险。再次，应继续减征企业所得税，确保离岸业务税收低于境内同类税负，自贸区内税负低于周边区域及国家离岸金融的平均水平，并对入驻自贸区离岸金融主体豁免利息税、营业税及印花税、资本利得税、股息预扣税，对1-2年业务主体返还补贴纯离岸金融业务营业税，鼓励引导离、在岸业务分离。最后，上海自贸区宜借助托宾税发挥离岸金融业务主体税负的风险防控转移效应，以完善其风险动态调控，根据现有国际金融离岸中心发展经验，应对自贸区离、在岸资金出现严重不匹配或遭遇国际离岸金融市场波动情形，提高短期流动资金收益征税比重，以约束离、在岸业务“混合”走向规范化。

（三）完善分步离岸业务融资导向

融资的运用走向决定离岸金融发展收效，因此对于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内外分离混合型的发展模式选择，要配以稳步合理的融资走向引导与管理。首先以严格分立、分离原则，控制账户资金占比、境内行业投资优惠控制融资“分离”，允许非居民间离岸账户交易，严禁离、在岸账户的本外币兑换，实现境外资金的内向单向流动。其次，利用资产证券化引导贸易、物流服务业务与主体资信剥离后的融资、溢价发行和资产偿债，以更稳定抗险结构实施“混合”融资。最后，以境内外金融机构的统一账户资金、离岸交易的储备金制度、业务主体自然人或法人存款指标设限、资产负债及表外业务审核控制、人民币自由兑换风险评估等手段管控“混合型”的利率融资、外汇自由投资的融资走向，借助额度管理控制长远期离岸向在岸的资金渗透。

（四）落实分目标法律监管

上海自贸区应实施分目标法律监管，以解决分离-混合模式离岸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特立芬”难题。首先，通过禁止个人准入，核准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分行或分部建制，明确总行、总部的最后风险责任确保离、在岸融资分离，杜绝离岸金融套利投机。其次，补充完善境内外银行及其业务融资为“分离”模式主要调节对象的法律法规，拓宽调整对象包含境外独立金融机构在内，优先宽松境外、合资银行离岸业务法规监管，优化离、在岸账户及混合业务法律监督。

最后，针对中资外投离岸业务，特别是借由在岸业务衍生的离岸业务机构设立需求，逐步加大对其先期在岸业务资产、离岸业务范围、资金流动比、离岸业务机构投资比等指标的分目标监管，规范“混合”为主模式阶段的主体审核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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