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农业财政补贴政策及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2)

（四）对新进入农民，增加贷款项目、保险和土地优惠

新法案将提供850 亿美元，对退休农民转让农场时进行补贴。给新进入农民提供较大数额的农作物保险，创业期保费有10%的折扣。保险经营机构在计算损失时，需考虑其原前的农业经验。并设立新农民发展项目，提供培训教育和技术指导服务等。新法案使农业部每年有额外4亿美元用于农业研究，如气候变化对农业和林业的影响。对从事前沿生物燃料的相关企业，给予扶持。

（五）增加农产品贸易支出，扩大对外粮食援助计划。该法案每年预算8000 万美元，通过在当地购买粮食应对国际紧急事件，获援助人口将增加到400 万。美国《2014年农业法案》突出农业改革、食品和就业等问题，标志性改革是尝试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风险管理机制，对世界农业无疑将产生巨大影响：一是可能导致全球范围的粮价上涨。新法案取消直接补贴，将降低农场主积极性，供给下降，加之取消食品券项目，美国市场价格将上升，从而逐步带动国际农产品及粮价的上涨。其二，可能改变世界诸国对农业的支持方式。美国新法案改变对农业的补贴方式，由价格支持转向收入支持，注重农作物保险补贴、农业科研及综合开发等，因为更适应WTO 规则，具更强的隐蔽性。在新一轮WTO 谈判中，美国可能以此为筹码，批评欧盟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并迫使其它国家转变农业扶持方式。

三、我国现行农业补贴政策及问题

我国的农业财政补贴政策主要针对“三农”问题。粮食直补从2002年开始探索，在一些省市进行试点；良种补贴起于2003 年，先为小麦，后渐扩大范围；2004年又出台最低收购价格，并开始进行农机具购置补贴；2006年，由于化肥农药等农资成本上涨，国家开始实施农资综合直补。总之，到2012 年，我国四项补贴总额达到了1668亿元。其中，粮食直补151 亿元，占9.05%；良种补贴224 亿元，占13.43%；农机具补贴215亿元，占12.89%；农资综合补贴1078 亿元，占64.63%。此外，2006年起中央对“持合法有效证件捕捞渔船和养殖船”设立渔业柴油补贴，2012年金额240亿元。

2007年开始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随着《农业保险条例》的贯彻落实，中央与地方财政“联动补贴”，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制度初步形成。品种有粮食、油料、棉花、糖料，能繁母猪、育肥猪和奶牛等15种，补贴力度不断加大。2012年我国农作物保险保费财政补贴比例平均达80%，为世界之最。

我国现行的农业财政补贴政策，有效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保障农业生产的良性发展。但较之世界发达国家，如与美国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主要问题如下：

一是农业补贴立法缺失，目标短期化。美国制定一系列农业补贴的法律法规，制度且规范化。我国此类法律尚未出台，相关规定散见于《农业法》、《农技推广法》和《农机促进法》等法律。具体实施多为《指导意见》或《暂行办法》的形式，政策目标短期化，具随意性，缺乏稳定和前瞻。

二是补贴种类较少，地域性差异大。我国实施的农业补贴，目前为主要粮食品种，相较美国等农业发达国家，覆盖品种和范围都远不及，各省补贴标准、品种和依据等，差异较大。以粮食直补为例，有的按农民实际种植面积，有的依据土地计税面积，有的则与产量挂钩。由于各地财力水平不同，造成补贴的地域性差异较大。

三是补贴结构不合理，力度不够。按WTO《农业协定》，无限制的“绿箱”补贴政策12 类，我国仅使用6类：政府一般农业服务支出、国内粮食援助、自然灾害救济、用于粮食安全的公共储备补贴、农业环境保护及落后地区援助补贴。对贸易产生扭曲的“黄箱”政策，WTO允许发展中国家不超农业总产值10%，我国承诺8.5%，目前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和粮棉价格支持，两项合计实则仅1.4%，大有发挥空间。“蓝箱”政策，定义为“不对产量进行要求的补贴”，总额为农业产值5%内。我国迄今尚未使用。

四是农业保险补贴，尚处探索阶段。我国目前农业保费补贴种类只有15种，美国多达150多种。国际通行的，是保费补贴、保险机构管理费用补贴及再保险补贴，三者同时进行，我国仅保费补贴一种方式，且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联动补贴”机制，省级补贴到位后，中央财政才拨付，产生地区间的不公平。五是行政管理体制混乱，效率不高。我国涉农部门多，管理政出多门，条块分割严重。致使财政资金使用分散，执行缓慢。加之中间环节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权力寻租”等行为，导致资金流失，到位率不高，补贴效果并不理想。

四、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借鉴启示

第一，要增强农业扶持政策。首先是农业补贴、保险和灾害救助等立法。要促进不同政策部门间相互衔接，避免重复或空白。其次政策项目化，如项目分类、资金预算、申请程序、管理职责、分配实施及过程监控等。美国新出台的农业法案，长达四百余页，其中90%的内容都为项目计划的详细分类和具体描述。另外，要注重政策的针对性，根据不同阶段的农业经济发展进行相应调整，修订和完善。

第二，要充分利用WTO 规则，拓宽农业补贴方式。我国“绿箱”补贴政策，“一般政府服务”及粮食安全储备补贴较大。自然灾害救济、环境保护、地区扶贫及国内粮食援助，补贴项目及水平都偏低。“绿箱”政策不受限制，我国尚有6 种未使用，如生产不挂钩的收入支持、生产者退休或者转业补贴、农业资源储备补贴、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收入保险和安全网计划等。宜加大重点领域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相应农业生态保护类项目，参照美国平均收入选择计划，建立农民收入补贴制度。对补贴额度极低的“黄箱”和迄今尚未涉及的“蓝箱”政策，应充分利用，全方位多层次，拓宽补贴政策体系。

第三，要优化农业保险，推进市场导向。应借鉴美国经验，以落实《农业保险条例》为契机，深化推进农业保险补贴政策。要把企业保险补贴作为一种收入转移机制和提高农民收入的福利政策来实施运用：一是扩大中央财政补贴范围，增加保费补贴品种，品种选择重点是关乎国计民生，有国际竞争力的，具地方特色的，可酌情设立。二是优化地区差异化的补贴政策，按东、中和西部地区，细分区域确定补贴比例，降低市、县财政负担。三是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由国家财政补贴经管费用，补贴比例及数额，兼顾政策需要和地区差异。同时免征税赋，并建立再保险制度。

第四，要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与环保和食品安全相结合。我国城市污染日渐改善，农村却有趋于严重的倾向：片面毁林开荒，强施化肥农药，土地质量变异，大气河道污染。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水、土及大气污染的来源，主要为“三农”，占三分之一以上。应效仿美国契约社会，将农业补贴，与农村环保及农产品安全相结合。农户有享受农业补贴的权益，亦有遵守相关农业标准规定的义务，促使生态社会合谐发展；政府应以“保供应、促增收”为中心，以直接补助为主体，加快构建现代高效农业补贴政策的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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