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政策中的社会联盟角色

　　【摘 要】最惠国待遇政策是一个国家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构成国际贸易与国际政治特征的重要因素。美国作为国际贸易体系中最具分量级的角色，总是利用贸易制裁的大棒对国际贸易施加影响，最惠国待遇政策就是其中之一。以社会联盟理论分析其最惠国待遇政策，有较高的准确性和较好预测性。 　　【关键词】最惠国待遇 对华利益集团 　　 　　一、美国1993-1994年对华最惠国待遇案例回顾 　　 　　1993年，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取代共和党总统布什执掌白宫，政府提出了以行政命令取代立法的所谓“灵活”办法，并于1993年5月底宣布了行政命令，即为了获得最惠国待遇，中国必须满足美国提出的种种人权条件。 　　克林顿政府的这一做法严重损害了美国工商界的切身利益，对华经贸利益受到反华利益集团联盟的直接威胁。让强调人权价值观的反华利益集团及其在国会中的代理人控制对华政策的制定，将忽视和损害它们的利益。为此，工商界联合政府内外、国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成功迫使克林顿政府改变了把贸易同人权“挂钩”的政策，恢复对华最惠国待遇。 　　1994年5月底，克林顿政府不得不放弃1993年行政命令的有关规定，明确宣布贸易与人权脱钩，重新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二、社会联盟理论及相关联盟 　　 　　一国的对外政策总是与其国内状况紧密相连，贸易政策也不例外。当国家间就某一特殊问题进行协商谈判时，其结果不仅取决于谈判时双方所使用的策略和努力，也取决于国内的相关态度；某一国际协议的最终达成，既是国际上各国间的利益博弈结果，同时也是国内各利益集团的博弈成果。 　　社会联盟理论提供了一种以利益集团的不同利益为中心的研究视角，与国家相对优势联系较为紧密的生产者较倾向于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反之，处于劣势的生产者则倾向于要求更多的国家保护。 　　分析贸易理论、联盟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答案。这里将使用两种主要的模型。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当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时，一个国家供给相对多的要素称为这个国家的充裕要素；供给相对少的要素则称为这个国家的稀缺要素。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对要素所有者的相对收入有很大的影响，而国际贸易导致了相对价格的改变，所以国际贸易具有很强的收入分配效应：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利，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受损。 　　当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时，李嘉图-维纳模型提供给我们一种解释范式。该模型假定，要素无法在国内自由流动，因此要素收益与它们所处的行业密切相关。自由贸易使出口行业的特定要素的实际收益增加，而进口竞争行业的特定要素的实际收益减少。同一要素所有者会根据所在行业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政治偏好，从而构成基于行业的不同政治联盟。 　　综合上述两种模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在生产要素流动较为活跃的阶段，广泛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联盟较容易出现；而当生产要素流动较微僵化时，相对较狭隘的基于行业分化的联盟则比较容易登上舞台。若要素整体流动存在明显差异，则贸易问题便会引发不同的社会分化。 　　贸易问题不仅会吸引政府的注意力，更由于切身利益而引来社会各种政治联盟的关注。关注贸易问题并对贸易政策产生影响的社会政治联盟主要是工会、商业组织、农业组织等相关社会组织和各种游说集团。工会、商业农业组织等具有比较明显的阶级特征，贸易理论中的阶级偏好基本能概括这类社会组织的政治意见和影响方向。要素流动程度越高，阶级就越团结，其政治偏向性与政党类似。与社会组织相反，游说集团则较多地与行业直接挂钩，代表行业利益。故当生产要素流动性低时，以行业为单位的偏好分化比较明显，此时正是游说集团大显身手之时，游说活动也会相当活跃丰富。 　　因此，生产要素流动程度极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政治联盟是以阶级或是行业为基础，而不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联盟，则会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偏好的影响方向。 　　三、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政策中的社会联盟及运作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虽然摩擦与冲突不断，但是由于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两国相互依存的关系大大加深了，真正进入了全面接触的新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机制发生了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即不同利益集团彼此竞争，争夺在对华政策制定上的影响力。 　　以最惠国待遇问题为代表，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两个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联盟。一个是由人权、劳工、政治保守派三方组成的反华利益集团联盟，一个是以工商界为核心组成的支持稳定对华关系的联盟。 　　坚决维护对华最惠国待遇的社会联盟主要由美国工商企业利益集团组成，大企业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1993年克林顿上台伊始即颁布把贸易与人权问题“挂钩”的对华新政策，工商界的经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后来经过努力，工商利益集团的影响逐渐压倒劳工、人权与保守势力等利益集团的联盟，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力量。 　　美国人权组织、劳工组织、政治保守组织，以及它们在国会中的代表人物，结成了反对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利益联盟。对于以劳联—产联为代表的劳工组织和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行业资方来说，它们希望通过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限制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缓解劳动密集型行业所受的冲击。 　　 　　四、结论 　　 　　回顾美国的最惠国待遇政策，不同利益集团势力的消长仍然是后冷战时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方向的最重要因素。1994年中期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中开始强调建设性接触的重要性，就其根本原因是支持对华经贸关系的工商利益集团与强调地缘安全考虑的战略家集团的崛起，它们是推动共和、民主两党在对华政策上达成共识的主要动力源，迫使克林顿逐步放弃自相矛盾的对华立场，从而把美国对华政策再次送入现实主义的轨道上。 　　总的来说，美国的经验表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很大程度地决定了社会联盟的结盟方式，并由此进一步深刻影响了各党派的政见、政策过程，以至最终的政策结果。 　　 　　参考文献： 　　[1][美]麦克尓•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冲突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3]田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社会联盟理论解析.国际政治科学，2008，（2）. 　　[4]韩德强.崛起之路——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之争的启示.国际论坛，19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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