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周期与特大型城市风险的系统治理(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要求，为特大型城市的风险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和方向。如何从传统政府一元主体主导的行政化风险管控体系发展为多元化、系统化的风险治理体系，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由于特大型城市的风险结构及其破坏性后果的复杂性，特大型城市的风险治理需要构建起系统化的治理体系、治理机制、治理路径。这就要求在风险的识别与分析上，形成科学、及时、有效的风险信息提取与反馈机制，利用多元渠道，及时甚至前瞻性地判断风险的来源与扩散的路径；在风险与危机的处置上，构建以政府管控为主，多部门、多元力量有效协调的组织体制与机制，形成处置复杂风险的强大合力；在风险的事后管理上，建立严格的考核与评估制度。除此之外，还必须认真思考特大型城市风险生成的社会与文化土壤，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与政策安排、机制设计，从源头上尽可能地消除各种复杂风险生成的诱因，将风险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以系统治理的思路来应对特大型城市的风险，首先必须考虑如何确保风险治理制度网络能够有效运行。中国特大型城市近年来都形成了一整套紧密衔接、环环相扣的冈险治理制度体系（或预案），但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这套制度体系的运行效率常常差强人意，尤其是在涉及跨部门、跨体系联动的环节上，往往是模式化的制度安排与复杂化的实践严重脱节，这种脱节极大地削弱了特大型城市的风险治理能力，并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系统治理中跨部门整合、动员机制何以可能。现实生活中，风险治理的多元主体往往隶属于不同的体系，其遵循的基本规则也不尽相同。此时，空有一套将其编织于一体的制度网络，显然无法解决治理主体间协同时的权力规则问题。基于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实特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充分发挥政党组织“高位推动”和跨体系动员的组织能力，并以此敦促各部门“守土尽责”，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制度化责任链条，并将其纳入法制框架。

二是风险治理中关键决策者的激励机制设置问题。特大型城市风险的最大特征就是高度不确定性。此时，风险治理的决策者承担着一定的决策风险（比如误判形势），而如果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使其始终保持警惕，这些决策者就可能会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尽可能少地或不启动风险治理程序。而积极合理的激励机制首先会涉及对城市管理者政绩观的修正，以及围绕风险治理的投入产出比形成新的绩效评估体系。

乔尔·科特金指出，任何一个城市的产生、存在、发展、繁荣、可持续，都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认同、安全、活力。 人们在一个城市生产、生活是否有全方位的安全感，是其能否形成并保持有活力的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深层的精神归属感、文化认同感的关键所在。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面对城市快速扩张所产生的社会风险必须未雨绸缪，加强城市风险的干预和系统治理，才能够在持续的城市发展中增强综合竞争力，创造有序、安全、宜居、充满活力的城市家园。

注释：

①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讨论了大都会增长和衰落的周期，他修正了帕特里克·格迪斯提出的六阶段理论，提出了从“原始都市一城邦一大都市一超大都市一暴虐都市一废墟都市”的城市周期过程，参见《城市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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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长鸣的城市警钟——城市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与公共治理．探索与争鸣，2011 （2）．

[2]刘克会等．城市地下管线主要风险因素分析．工程勘察，2013 （9）．

[3]钟开斌．国际化大都市风险管理：挑战与经验，中国应急管理，2011 （4）．

[4]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5]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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