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视域下的行政伦理困境成因与出路(2)

部门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扩大化导致了一些公共行政人员的公共意识弱化，各种“搭便车”行为便是一个突出表现。一些行政人员花公家的钱，请自家的客，用公共行政资源建立和维护自己的私人关系和利益圈子。一些公共部门肥水不流外人田；在提供公共产品时总是让自己“近水楼台先得月”。通过这种“搭便车”的自私行为，一些公共行政人员获得了许多近乎零成本的额外利益，公共利益则在这种“搭便车”的行为中受到侵蚀。

（二）利益关系的“圈子化”导致各种“小团体”的形成

中国传统社会差序结构的伦常性表明，每一个人都以己为中心，然后推己及人，孝、悌、忠、信等成为维系私人关系中的道德必须。“一个具有差序格局特点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各个中心向外扩展，便形成一个由各种私人道德所联结的纵横交叉乃至重叠的人际关系利益圈。社会上的各种“小团体”利益圈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形成的。在各种小团体利益圈中，一切“以己为中心”，或基于血缘，或基于地缘，或基于同事，等等，离“己”越近，则越容易被接纳，也越亲密；而对离“己”很远的人，则具有排他性。于是，一些人为了获取某种私人利益便想方设法加入某种利益关系圈，攀亲戚、讲关系、谈交情，使出浑身解数。而处于中心位置的人，为了扩大自己的私人利益也愿意接纳“新人”，不断扩大自己的利益圈。

近年来，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强，公共行政领域中出现的以“小团体”为存在形式的各种利益关系圈也随之浮出水面。如最近被打落马的一些“大老虎”背后，都存在着一帮官员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形成一个个或明或暗，或松散或紧密的“帮派” “团伙”，如“石油帮”、 “四川帮”、 “山西帮”等。这些“帮派”“团伙”之所以最后走向覆灭，正是因为他们忘却了自己的公共行政者的角色责任，在自我主义的驱使下，将小团体利益乃至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将维护公共利益当作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或手段。

（三）公共行政领域中的差别待遇与特权文化现象

“当今社会的发展，使早期那种以官员本位的行政责任已经不能适应新变化。”但实际上，官本位的弊病仍然没有得到根除。在公共部门中，越靠近中心的人所感受到的待遇和外围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种差序的存在，一些处于外围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巴结讨好处于中心位置者，希望拉近与处于中心位置者的距离，从而改变自己的等差格局。于是，公共行政领域便出现一种唯命是从、唯上不唯下的现象，而处于中心位置者又理所当然地形成一种“特权文化”。在一些行政领域，个人权力越大，组织以己为中心的关系共同体的能力则愈大，享受的特权也愈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潜规则”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丰厚回报，从社会结构上进一步固化了这种不平等圈，塑造了特权文化。由差序格局而形成的特权文化，使得一些握有实权的行政者将权力紧紧握牢在手中，所有处于波纹圈中的人都围绕中心转，陌生人则竭力攀关系成为熟人，下级为争得地位而服从上级，其结果，行政部门与下级、底层百姓的关系不再是一种服务管理，而是一种支配关系。

如何克服源于差序格局的行政伦理困境

公共行政部门所表现出的行政人员在行政选择过程中出现的公共意识弱化、利益关系的“圈子化”，以及待遇的特权化，是差序格局下行政伦理困境的具体表征，因而，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无疑应该从差序格局中去破局。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观念上实现从特殊主义伦理到普遍主义伦理的转变

差序格局不仅以制度的形式强化人与人之间的等差序列，而且以观念的形式深深地刻在人们的社会心理之中。儒家的以血缘和角色为基础的差等化的特殊主义伦理为差序格局提供了重要的伦理辩护，这种特殊主义的差序伦理与现代社会的普遍主义的平等伦理是格格不入的。普遍主义伦理把公共生活中的所有人都理解为具有平等人格的现代公民，认为公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以契约为基础的平等关系，每个公民都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在与他人交往时，每一个公民都要把其他公民当作平等的公民来对待，不能因为他人与自己不具有某种特殊的私人关系而不承担公民之间应有的责任，也不能因此就忽视甚至否认对方作为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在彼此交往时，公民之间要平等相待，要超越和扬弃基于血缘、身份和关系的差别对待。与特殊主义伦理不同，普遍主义伦理的普遍性表现为：公民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所有的公民在公共生活中都遵守共同的伦理原则；所有的公民在公共生活中都平等相待。因此，普遍主义伦理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平等伦理，它能够消解和克服建立在血缘、身份和关系上的差等伦理。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如能在传统文化中发掘优秀成果，也将帮助我们克服这种差序伦理。

（二）打破“差序格局”，优化行政组织

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社会关系是靠私人关系来维系的，社会关系的增加是私人联系的增加。因此，差序格局下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具有人格依附的身份关系，是制约我国实现法治的深层次障碍和阻力之一。因此，要建设法治国家，就必须打破“差序格局”。“差序格局”在我国根深蒂固，对它的打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快推进政治体制和社会改革的步伐，实现由身份型社会向契约型社会的转变，破除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法律契约关系，实现依法治国，推进公共行政法治化。要使行政伦理能够发挥其应用的功能，就必须首先要加快和完善民主政治的建设，因为，行政伦理价值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本价值基础之上的，行政伦理本质上是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有关官员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的总和， “行政伦理的获取与维护从根本上说不是行政人个人的道德行为，而是制度的产物”，只有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才能为行政人员秉持基本的行政伦理提供充分的制度支持和保障。因此，加快和完善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制度创新来彻底改变我国目前政府权力过大、权力寻租现象严重、权力缺乏外部制衡与监督的状况，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外部控制和外部监督，让行政权力在民主政治的制度笼子里良性运作；是我国走出行政伦理建设困局的前提。

优化行政组织也是走出行政伦理困境的重要环节。行政人员的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需要良好的组织作为依托，而行政组织的合法性，也是行政伦理的价值观照。在以往的行政伦理建设中，我们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行政人员个人的道德规范上，而没有关注如何进一步改革、完善和优化行政组织本身，忽视了行政组织的制度建设。对行政组织的改革，应置于破除差序格局的前提下，因为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形成的我国传统行政体制，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产生着事实上的影响。因而，要走出行政伦理困境，就不仅要塑造行政人员良好的职业伦理精神，还要加快推进社会改革，用行政组织的制度美德来培养、维护和强化行政人员的个体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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