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技术治理”的治理运行机制。随着改革以来理性和技术主义的治理思路越来越渗透到国家治理的不同领域，一种以“行政吸纳政治、行政吸纳社会”为特征的技术治理运行机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技术治理的核心思路是把结构性问题放置于技术层次来予以应对。比如，许多地方政府更愿意花力气来优化信访制度，但却避免在诸如劳资关系等利益协调领域建立长效协商机制。技术治理的运行机制可以有效解决许多治理难题，但其潜在的后果是导致行政体系的急剧膨胀以及体制外力量的依附性生存。在这种治理逻辑的影响下，各级政府部门习惯于从补充行政管理的角度来动员社会力量和组织公众参与，而非鼓励具有主体性意识的社会主体发育。其后果是各类社会组织的数目越来越多，但社会自我协调的能力却始终赢弱。在此背景下，来自社会的治理主体也就很难在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3．“行政发包”的治理运行模式。中国疆域辽阔，上下级政府间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步形成了“行政发包”的治理运行模式。这种治理运行模式中：上级政府赋予下级政府较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围绕治理目标对下级政府实施强激励，其后果是强化了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的治理行为。 在行政发包制的运行模式下，地方政府间的“治理竞赛”往往是围绕具体治理绩效而“论英雄”，由此导致地方政府并不重视规范、清晰、制度化的治理过程——而后者恰恰是风险治理的复合治理结构中多主体协作所倚重的。此外，行政发包运行模式所导致的政府注意力分配结构，决定了很多时候地方政府常常仅从“应景”的角度来设计风险治理的预案、制度，而不会在过程管理中对这些制度预案进行严格的执行。
如果研究者意识到职责同构、技术治理、行政发包等治理特征已紧密嵌入于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脉络中，并在许多方面相互交织、互为强化，就不难理解当前中国特大型城市要形成新型的复合治理结构以应对风险社会将面临着何种艰巨挑战。尤其是当我们回溯共和国治理转型的历史轨迹，将发现上述治理模式在许多方面仍发挥着重要的治理效能，因而不能简单地“说改就改”。这也意味着以线性的理想主义思路来推动治理变革，或简单地借鉴西方国家治理经验都是不可取的。
改革的基本思路
当前中国特大型城市构建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其间遇到的许多深层挑战都必须借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谋求应对之道。以这种思路来研判改革的方向，必须克服“头疼医头”的线性思维惯性，不仅强调科学而严密的风险治理制度设计，更关注新型复合治理结构所倚重的支持体系建设。
一是在纵向政府体系中探索“适度分权”的新机制，使特大型城市治理当局具有较强的跨部门协调整合能力。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不借助运动式治理，在特大型城市形成常态化的跨部门联动风险识别、预警和紧急处置机制。这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破解职责同构的既有惯习，形成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的分权模式。
二是推动各级政府向下负责，激发社会治理主体的深层活力。在一个强调向上负责的体制下，各级政府对社会力量的运用难免会受到“技术治理”机制的影响，使其在工具主义的轨道上发展。未来特大型城市的治理结构可以通过鼓励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向下负责的方式，使这些政府部门从总体和长远的角度出发来培育和发展社会力量，从而不断提升社会主体在风险复合治理结构中的治理能力。
三是调整激励设置，使特大型城市政府的注意力重心转移到科学、规范的治理过程上来。改变一出事就追责、不出事就不关注风险控制的过程管理这一历史惯习。
总体来看，中国的特大型城市要构建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新型治理结构，还要经历一段复杂的探索路径。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改革者投入足够的政治魄力，还需要研究部门超越宏大理论叙事的维度，在中观和微观层次发展出更具穿透力的理论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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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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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 （6）．
[6]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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