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教育与古典自由教育精神的回归(3)

1.专业教育与“非实用”之自由精神的失落

现代大学教育随着专业教育的介入，失去了古典的非实用本性，失落了“非实用”的自由精神。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来自民间组织，最早的大学之一巴黎大学甚至是学生们创立的，并不依赖社会其他组织，也不依赖政府，它的创立与当时的哲学论争“唯名论”与“唯实论”有关。尽管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按照神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分类，但其人文色彩依然十分明显，学科设置和课程体系并不受政府的干预，课程与教学大多遵循古典自由教育的理念精神加以实施。但是，随着社会对大学教育介入的加深，专业分工与需要改变了大学的专业与学科结构，专业教育率先进入大学，大学逐渐脱离其非实用本性。专业教育进入大学后，大学似乎忘记了亚里士多德“处处寻求实用，则不可能造就自由而高贵的灵魂”的教导，失落了古典自由教育之“自由精神”。

教育家纽曼敏锐地感受到危险的存在，他指出：“一些纯专业化的工作尽管需要很强的心智活动，而且尽管与贸易、体力劳动比较起来更加自由，但并不能够简单地称其为‘自由’，商业也就根本谈不上‘自由’特征了。”[5](P28)“知识按照其程度变得越来越特殊时，知识就越不能称其为知识。”[5](P33)纽曼看到当时专业教育越来越偏向实用和特殊的事实，强调其与自由教育的差异。

专业教育并非不重要，但如果专业教育只是追求片面的专业分工，只是以实用为导向，便失去教育养育人本身的自由特性，失去其长期价值。以中国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为例，当时撤销了很多综合性大学，办了与实际应用相联系的钢铁学院、煤炭学院、石油学院、纺织学院等学院，这样的办学理念虽然可以为短期的生产建设培养实用人才，但是随着知识的更新与产业转型，其培养的人才并不适应社会长期发展的需要，更不利于人本身的发展。

2.职业教育与“自由知识”之原理精神的失落

职业教育进入高等教育发生在近现代。职业教育“最初采用学徒制，19世纪随着工业的发展，一些欧洲国家开始采用学校教育形式，一般设立中学阶段的职业教育和职业补习学校”[6]。到20世纪中叶，职业教育以高职的名义进入高等教育，中国职业教育进入高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

职业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是必要的，但如果它只是对口社会的职业，而不关心教育本身，不关心人本身，那么就不会关心应用知识的原理，更加不会过问远离职业需求的“自由学科”及其原理。职业技术学院一般不会设立文史哲专业，因为社会没有与之对口的职业。

高等教育是分层次的，职业教育应该在高职高专实行，综合性大学即使在大众化时代也应该保持精英的本性，依然需要培养社会精英，依然需要以原理的掌握作为培养人的根本标准。这是一个现代国家保持高等教育结构完整性与合理性的标志。当职业教育倾向在美国不断侵扰其“自由教育”本性的时候，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警告说：“我们不能欣然看着大学的基本活动为一波又一波的职业教育主义所淹没。”[7](P26)“职业性的气氛对于引导学生理解学科是灾难性的”，“将大学职业教育化对大学而言显然是有害的”[7](P22)。

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是一流的在于其对西方理性传统的继承。其中“自由知识”的原理精神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哈佛大学校长萨莫斯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时强调：“在大学中我们教的是最抽象的科目，从一定意义上说，可能就是数学，数学中应用性最小的领域可能是数论——研究数字的理论，可是我们发现电子邮箱都受益于过去25年数论的新发现。因为对于质数的研究构成了算法的基础，编码算法是今天电子通信和电子交流的基础，而这一切来自最抽象的知识。”[8]萨莫斯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大学不会惧怕理论知识的抽象与艰难，相反，大学就是要把研究原理性的理论知识作为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虽然原理性知识看不到与现实职业的任何关联性，看不到任何唾手可得的眼前利益和实用价值，但它一旦作用于实践，可能的价值就是决定与转折意义的，是长期与深远的。一流大学必须以抽象的理论知识的研究为主旨，承担起世界文明长远发展的责任与义务。

但是，我们一些大学管理者没有对于大学理性精神的领悟，不了解西方大学强盛的奥秘在于其秉承大学的理性传统。在一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中，中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副校长公开说：我们大学也要培养蓝领。类似的笑话还有不少，曾有一所综合性大学为了特色甚至成立“马铃薯学院”。这是对大学古典理性精神的公然漠视，如果那所中国知名大学也要培养蓝领，那所综合性大学也要成立瞄准就业与职业的所谓学院，那么这样的大学永远也成不了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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