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破解“看病难”的思考和建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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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会员国的卫生系统分三个方面进行了绩效评估。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被排列在第188位,即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里昂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而一向被我们看作"贫富悬殊极大"的印度却排名第43位,居世界前列,远远超过我国。这对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耻辱。国内统计数据在很大程度证明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与实际情况基本上是吻合的。我国的卫生保健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阶层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差距不必赘述。我们要解决的农民看病难主要需缩小城乡差距。
解放以前,中国农村缺医少药,广大农民的健康水平十分低下。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广泛建立了基层卫生组织,改善了农村的卫生状况。但是毛主席对进步的幅度并不满意,他发表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此后,医疗资源"重城市轻乡村"的情形得到扭转。同时大批城市医疗专业人员组成巡回医疗队奔赴农村,为提高农村基层卫生组织防治疾病水平、培训赤脚医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68年底,毛主席又批示推广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并很快在全国掀起了举办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80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生产大队(行政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这个网络,除了51万正规医生外,还拥有146万不脱产的生产大队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还有63万多农村接生员。中国农村这次卫生革命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八十年代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以后,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被削弱。按照当时分权的财政体制,财政经费逐级下放给省、县、乡各级政府自行支配;同时规定,卫生系统的资金由地方财政拨付。由于从上到下各级政府对领导干部的考核都是看经济效率方面的业绩,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从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再加上地方财政收支捉襟见肘,致使县乡两级在编造预算时,卫生经费往往是能压缩就压缩。1994年财政进行分税制改革后,情况有所改善,但财政对农村卫生服务的支持力度依然不大。
再看医疗保险。目前,医疗保险占卫生总费用的四分之一左右。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城乡不公。以前,城镇从业人员享受公费医疗或劳保医疗;现在,他们不同程度受到社会医疗保险的呵护。2000年,企业职工医疗保障费约为600亿元左右,行政和事业单位职工医疗保障费也在600亿元左右,两者相加总共为1168亿元。但是,这么大一笔钱所保障的只有大约7000万城镇居民,平均每人1670元。还不到全国13亿人口6%.然而,绝大部分农村居民没有任何社会医疗保障,卫生保健完全靠自费。
上面提到,我国农村曾实行过广受国际赞誉的合作医疗制度。但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家庭成为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同时,政府对合作医疗又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失去了政策的支持,集体经济的衰落又瓦解了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农村合作医疗因而迅速崩溃。
九十年代初,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承诺,到2000年中国将全面改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为此,政府提出了"恢复与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任务,但这个号召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各地的合作医疗试点大部分都以失败而告终。其主要原因是政府无意承担农民医疗保障的责任,反倒坚持"筹资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政府适当支持"。.实际上,相当多的县乡两级财政是吃饭财政,难以"支持"农民医疗保障;乡村集体经济脆弱,无力"扶持"农民医疗保障;结果担子最后还是压在农民自己肩上。所以,虽然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得到恢复,其覆盖率在农村始终低于10%的水准。90%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社会医疗保障,成为毫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前卫生部长张文康承认,既使这小得可怜的覆盖面也还不巩固,往往是"春办秋黄,一进、二送、三垮台、四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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