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报告(10)

第四章 当前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概况

十五年来，中国政府，卫生防疫部门及一些非政府组织为遏制艾滋病作出了许多努力。1986年，国家卫生部成立了艾滋病预防工作小组。1990年成立了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由下设的监测和实验室技术委员会、生物医学研究分委会、临床医护管理分委会及健康教育和社会行为研究分委会主管各方面的工作。中国现在已经在重要城市建立了多个HIV病毒检测实验室及60个哨点监测站，定期对性病门诊病人、妇教所、戒毒所、卡车司机等高危人群进行血清检测。1988年后颁布了《艾滋病检测管理的若干规定》。国家宣教部门与非政府组织对高危人群及公众进行了一些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教育。1995年后在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又下发了《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见》。1997年又制定了中长期规划，此外还有《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管理的意见》、《传染病防治法》、《献血法》、《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原则》等。应该讲，这些规定和办法对防止艾滋病的大规模流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真正的阻碍和巨大的阻力仍顽固地存在着。实际例证就是我们还是遗憾地看到，中国艾滋病的流行一直处在快速上升状态中。
中国的艾滋病流行的特点是时间短，然而速度却极快。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开始我们在地图上只标出一点红，后来是一片红，现在全国地图上已经没有空白点了。个别地区已出现了艾滋病患者的大批死亡，蔓延程度已超过非洲。”事实正是如此，仅仅在15年前，中国还是艾滋病的净土，当时中国出现的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是入境的外国人携带进来的。一直到1994年，中国的艾滋病患者还主要集中在云南的吸毒者中间，1994年后，艾滋病传播超出云南省，迅速向全国扩散 。1998年6月，青海省最后报告发现了感染者，短短四年间，艾滋病毒感染报告全面覆盖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国的艾滋病感染流行经历了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从1985年至1988年，为传入期。在这个时期里除四个血友病患者是在国内因血缘感染意外引至，七个省报告的HIV感染者及AIDS病人均为外国人或海外归国人员；
（2）、第二个阶段从1989年至1993年，为扩散期。HIV/AIDS感染流行扩散到21个省。感染病例多数位于沿海省份的大城市。1989年在云南边境静脉注射吸毒人群中检测出146个HIV阳性感染者。从此，发现的HIV感染者人数迅速增加了；
（3）、第三阶段从1994年至1997年，为增长期。此时期除青海省以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报告发现了HIV感染病例。大部分HIV感染者经过性传播途径感染。本阶段继1989年云南省报告在吸毒人群众发现HIV感染者以后，有12个省报告在静脉注射吸毒人群中发现有HIV感染者。1996年发现了第一例经母婴传播HIV感染的病例。1998年青海省也报告发现了HIV阳性病例。至此，中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报告发现了HIV感染者。
（4）、第四阶段从1997年至今。艾滋病发病率除继续增长外，部分地区出现爆发性流行。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总结各国、各地区防治艾滋病方面的政策时发现，大凡一个艾滋病防治失效的地区，一般都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中的一项或多项，它们给设计和实施有效的防治艾滋病政策的工作带来了特有的困难。
（1）、不承认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可能成为问题；
（2）、不愿帮助有危险行为的人避免感染；
（3）、倾向于使用道德方面的对策；
（4）、迫于压力把费用主要花在治疗上，而不是预防上。
拒不承认存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的威胁在艾滋病流行的早期阶段最为典型，因为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较长的无症状期内几乎看不到什么影响。走极端的还包括不愿承认本国存在婚外性行为何非法使用毒品问题。某些社会道德观念保守的国家的官员可能还真的意识不到婚外性行为和非法使用毒品的严重程度；社会越是保守，这些活动就越可能秘密地进行。更典型的是，官员们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些行为的存在，但却缺少足够的资料来评价这些行为与艾滋病威胁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害怕民众产生负面反应的官员就可能愿意采取“鸵鸟政策”，不愿开展坦诚公开的讨论，从而为制定和实施有效的艾滋病病毒防治方案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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