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市推行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的实践与思考(4)

    四、推行助辩制的前瞻思考
    思考之一：关于助辩人专业队伍的问题。纵观全市实施助辩的187件案件，助辩的效果总体上是好的，但差异也是明显的，其根本取决于助辩人自身素质的高低。助辩人的法纪理论水平高则助辩的“辩护性”“维权性”强、效果较好。因此，如何逐步形成一支规范化的助辩人专业队伍，是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的生命力和长效化的关键。构建助辩人专业队伍的方式有三种选择：其一，社会化运作模式。由纪检机关制订一定的标准和要求，符合条件的党员自愿报名，党内专门机构组织政审、考核，发放执业资格证书，同时引入相应的利益机制；然而这种模式目前因助辩报酬问题尚无依据加以解决，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加以试点和探索。其二，行政化运作模式。由各级党委推荐合适人选，先培训，后上岗，形成一支兼职助辩人队伍，供违纪党员需要助辩时从中聘请。其三，协会化运作模式。在现阶段，我们正考虑由纪检机关提供一定的办公场所和活动经费，组织退居二线的审理干部、司法干部等通晓法纪党纪的老同志，成立一个党纪案件助辩咨询协会（或援助中心），由他们向违纪党员提供政策咨询，并帮助介绍或担任助辩人。这些同志一般政治素质较高，有工作经验，不计个人报酬，可以在普通党员群众中发挥特有的作用，协助做好犯错误人的思想工作。
    思考之二：证据向助辩人公开的程度问题。定案的证据能否对助辩人全部公开，这是审理助辩工作中的最大难点。对此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不“突破”条规说。有条件地拓展助辩人的知情权，这是目前大家普遍接受的。中央纪委《关于查处党员违纪案件中收集、鉴别、使用证据的具体规定》提出：“证人作证后，党组织应为其保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要切实保障检举人、证明人的权利，检举材料和证人证言，不能给犯错误的人看。”虽然助辩人与犯错误的人有根本区别，但是，在目前有关助辩人的纪律、保密要求尚无相应规范约束的情况下，一旦检举材料或证人证言透露出去，就有可能发生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也会给今后调查其他案件的取证工作带来困难。因此，检举人和证人享有的合法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对检举材料和证人证言，助辩人不能直接看材料，更不能摘录证据，审理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隐去证明人，采取适当宣读证据的方式，使助辩人了解需要了解的情况。对一些案情简单，不涉及他人他事，且不讲也明白证据出自何处，出证人又不反对公开的，也可以出示或者宣读。对案件证据中涉及其他人、其他事的，则必须明确不能公开。实践中，盐城市纪委正是采用此说观点。二是比照律师参与辩护说。在我国民主化进程中，以党内民主促进和推动人民民主，同时在有些方面，党内民主的发展也要借鉴社会民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基本经验。司法上，律师参与辩护享有调阅全部案卷的权力。党内案件助辩中，助辩人在不能充分了解案情和证据的情况下，助辩的效果肯定是要打折扣的。因此，要想使助辩制度不流于形式，就应参照《律师法》出台相应的明确党内案件助辩人身份、标准、职责、义务等项要求的《党内违纪案件助辩人条例（或规定）》，在严格准入、明确违纪处罚办法的基础上，像律师参与辩护一样，允许助辩人查看全部证据材料。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代表了在未来纪律检查工作中拓展党内民主的努力方向，但目前这方面的探索必须等待相关党内法规的修订和出台，以拓宽审理助辩工作实践的探索空间。
    思考之三：助辩意见未被审理部门采纳，而当事人又不服的，可否开辟一个“上诉”渠道的问题。虽经助辩，党员对审理部门认定的错误事实、性质仍有异议的，过去只有等处分决定下达后进入“申诉”程序，上级纪委才能受理，如果此时违纪党员的权益受到了侵害，那么申诉复查只能成为一个补救措施。党章第四条关于党员权利的第八项规定：党员可“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违纪党员有权把自己的想法向上级纪委反映，请求主持公道。因此，有必要拓宽违纪党员向上级纪委表达诉求的渠道，设计一个“上诉”的可选择程序，及时避免下级纪委审理人员受地域环境、领导关系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侵害违纪党员的权利。对违纪党员的不服“上诉”也可以参照司法上的做法，规定一个时限，这样，根据党章第四十五条：“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检查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赋予的权力，上级纪委发挥审理部门指导、协调的职能，在权限范围内，对下级纪委可能发生的错案采用协审意见的形式予以提醒和纠正，以保障违纪党员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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